土耳其的“地中海COP”：當氣候危機逼近“人間天堂”

“人間天堂”的困境

公元前2世紀，帕加馬王國國王阿塔羅斯二世派人尋找一處“人間天堂”，最終選擇了今天的安塔利亞地區，並在此修建了一座港口城市。此後，羅馬、拜佔庭、塞爾柱和奧斯曼帝國相繼在這裏留下歷史印記。

如今，明媚的陽光、潔白的沙灘和蔚藍的海水，讓安塔利亞成爲土耳其著名的海濱度假勝地，被稱爲土耳其的“裏維埃拉”——這一稱呼通常用來形容地中海沿岸風景優美的海濱度假區。

▲安塔利亞舊港口。圖源：IC photo

旅遊業是安塔利亞最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2025年，安塔利亞接待遊客約1757萬人次，創下新的紀錄。對於這座城市而言，穩定的氣候、充足的水資源和優美的自然環境，既是旅遊業賴以發展的條件，也是當地經濟的重要基礎。

然而，羣山與大海之間的這座“陽光之城”，正越來越多地受到極端天氣的襲擊。有研究顯示，1979年至2024年間，安塔利亞年均氣溫上升約2°C，年降水量減少約25%。氣溫升高與降水變化疊加，使當地面臨更加復雜的水資源管理問題。

今年2月，土耳其地中海和愛琴海地區遭遇持續強降雨，安塔利亞等多個省份受災。河流泛濫，部分水庫水位接近警戒線。安塔利亞德雷姆地區道路被淹、車輛被困，基礎設施受到嚴重破壞。當地市長表示，4個村莊遭遇了百年未見的強降雨。

極端天氣同樣衝擊着安塔利亞的農業生產。隨着強降雨、風暴、冰雹和龍卷風接連來襲，當地大量農田受損、溫室被毀，番茄、辣椒等作物受到影響。初步估計損失超過15億土耳其裏拉，最終損失可能達到30億裏拉。

農業是安塔利亞的另一大經濟支柱。溫暖的地中海氣候、較長的無霜期和相對充足的日照，使當地成爲土耳其設施農業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塑料大棚遍布周邊鄉村，蔬菜、水果和鮮切花是主要農產品，安塔利亞也因此被稱爲土耳其的“果蔬倉庫”。

但農業生產高度依賴穩定的水源、溫度和降水。夏季高溫、長期幹旱、地下水消耗以及突發性強降雨，都可能影響溫室農業和農產品供應。尤其在夏季，旅遊業進入旺季，農業灌溉需求也處於較高水平，兩大產業同時爭奪水資源，使城市的供水壓力進一步增加。

“近些年來，土耳其日益受到極端高溫、長期幹旱、水資源短缺、野火，以及可能引發山洪和滑坡的強降雨等問題的威脅。”土耳其安塔利亞比利姆大學環境工程教授阿裏·達南德·梅爾（Ali Danandeh Mehr）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在過去十年中，土耳其發生了數百起野火事件。

在他看來，安塔利亞面臨的氣候風險尤其復雜。地中海氣候本身就具有冬季降水集中、夏季長期幹燥的特點，而當地旅遊業和農業對水資源的需求又十分旺盛。隨着氣溫升高，水資源供需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

梅爾說，安塔利亞高度依賴濱海度假旅遊，酒店、泳池、園林和餐飲等設施都需要穩定供水。嚴重幹旱可能影響度假村正常運營，導致部分自然景觀幹涸；高溫和幹燥天氣還會增加野火風險，影響遊客出行意願。

▲安塔利亞海邊。受訪者供圖

對於已在安塔利亞生活十餘年的梅爾而言，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非常現實。雖然不太適應當地酷熱潮溼的夏季，但他一直非常享受從秋季到春季的舒適氣候。然而，近幾年，安塔利亞的夏季變得越來越熱，秋冬季節也時常出現極端降雨和突發性洪水。“十年前，這類事件還相當罕見。”

事實上，今年9月的一場野火，將安塔利亞面臨的氣候風險帶入國際視野。9月7日，安塔利亞阿克蘇地區發生野火，數千人因火災遭遇停電，濃煙和灰燼一度飄至市中心。消防人員經過67.5小時才將火勢控制。

頗具戲劇性的是，發生火災的區域距離COP31舉辦地安塔利亞展覽中心只有幾公裏。可以說，國際氣候談判尚未開始，這座城市已經用一場真實的火災展示了氣候風險如何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

▲11月9日，COP31在土耳其安塔利亞開幕，土耳其環境、城市化和氣候變化部長穆拉特·庫魯姆發表講話。圖源：IC photo

從地中海到喜馬拉雅

安塔利亞的氣候困境，是全球不同地區正在經歷的氣候變化的一個縮影。來自巴基斯坦阿扎德克什米爾地區的薩伊德·海德爾·卡茲米，關注的則是脆弱山區面臨的氣候挑戰。

卡茲米是一名國際發展領域的從業者和可持續發展倡導者，目前參與中亞—阿富汗—巴基斯坦可持續發展倡議、青年可持續發展目標論壇等組織的工作。此次來到安塔利亞，他有一個明確目標：讓山區脆弱社區面臨的氣候挑戰進入國際氣候討論。

阿扎德克什米爾位於喜馬拉雅山西部，擁有豐富的山地、森林、冰川和水資源。當地部分高海拔地區分布着冰川、永久積雪和季節性積雪，這些冰雪資源是河流、山泉和農業灌溉的重要水源。

但這些自然資源正日益受到氣候變化的威脅。隨着氣溫升高，冰雪和冰川加速融化，這增加了河流水位突然上漲的風險，容易誘發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災害。而對山區居民而言，這些災害不僅破壞農田和房屋，也可能導致生命安全威脅。

今年喜馬拉雅地區發生的嚴重洪水災害，再次引發外界對山區氣候脆弱性的關注。今年8月，在尼泊爾與中國西藏接壤的喜馬拉雅山區發生冰川崩塌，由此引發了山洪災害。此次災害導致上千人死亡，是2026年全球最致命的單次自然災害之一。

卡茲米對新京報記者說，此次參會，他希望向國際社會介紹克什米爾地區和巴基斯坦面臨的氣候挑戰，借助COP31建立合作夥伴關系，尋找氣候資金和投資機會，並推動地方行動與全球氣候議程銜接。

他說，山區議題不應只在災害發生後受到關注。冰川監測、早期預警、基礎設施建設和跨境水資源合作，都需要長期投入，“氣候變化不僅僅是環境問題，更關系到生存、經濟發展、社會公平以及社區的未來”。

從地中海的沿海城市安塔利亞，到喜馬拉雅山西部的阿扎德克什米爾，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已經觸及世界各地。

11月9日COP31開幕當天，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發出警告，世界已經進入一個“極端氣候新時代”。他指出，全球氣候紀錄不斷被打破，氣候災害造成的人員和經濟損失持續增加。面對日益嚴峻的氣候風險，國際社會必須加快行動。

世界氣象組織當天發布的《2026年全球氣候狀況報告》提供了更直觀的數據：2026年1月至9月，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高出約1.47°C。整體來看，2023年至2026年有望成爲有氣象記錄以來最熱的四年。

報告還指出，全球海洋熱含量持續處於歷史高位，海表溫度也異常偏高。更緊迫的短期風險是，自8月以來不斷增強的厄爾尼諾預計將在12月達到峯值，可能成爲有記錄以來最強的事件之一，它將額外推高全球氣溫0.1–0.2°C，並加劇極端天氣風險直至2027年初。

▲11月9日，COP31在土耳其安塔利亞開幕。受訪者供圖

幾乎在同一時間，《自然·氣候變化》（Nature Climate Change）雜志發表了一項有關全球區域升溫的新研究。研究團隊結合歷史氣溫觀測與多個氣候模型，對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劃分的46個區域進行了分析。

研究發現，截至2025年，全球各區域已經經歷了相當於全球平均升溫1.5°C情景下預期區域升溫幅度的90%至94%；相當於全球升溫2°C情景下區域升溫幅度的65%至76%。其中，北極地區升溫尤爲明顯。

論文合作者、加拿大環境與氣候變化部高級科學家張學斌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巴黎協定》設定了將全球平均升溫幅度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2°C以內，並努力限制在1.5°C以內的目標。但全球升溫1.5°C，並不意味着所有區域都只升溫1.5°C，實際上，很多地區的升溫幅度已經遠超全球平均水平。

張學斌認爲，這項研究提醒人們，氣候變化已經不再只是未來潛在的風險，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對於正在舉行的COP31而言，國際社會既需要繼續努力控制全球升溫，也必須重視已經發生的區域性氣候變化，以及各國適應氣候變化的實際能力。

▲COP31會場外的香蕉攤。受訪者供圖

當青年走進COP

從所住酒店到COP31會場安塔利亞展覽中心，大約有15公裏。來自中國的留學生黃守信通常會乘坐當地有軌電車往返，單程約一小時。

黃守信目前在英國杜倫大學學習法律專業，作爲一名青年學生代表，他和十餘名老師、同學一起來到了安塔利亞。他希望從學生和青年觀察者的角度，近距離了解全球氣候治理如何運作，以及不同國家、國際組織、學術界和民間組織如何圍繞氣候問題展開交流。

在聯合國氣候大會現場，除了政府官員、專家學者、企業家、氣候活動人士，青年的身影也隨處可見。對於年輕一代而言，氣候變化既是他們從小就接觸的話題，也是他們正在面對的現實挑戰。在COP會議中，青年的參與也越來越多。

這是19歲的黃守信第一次來到聯合國氣候大會現場。他對氣候變化的關注，既來自所學專業，也來自今年夏天親身經歷的歐洲高溫熱浪。

“今年夏天，英國以及歐洲大陸多個國家都經歷了持續的高溫熱浪。這讓我越來越意識到，氣候變化不再只是新聞裏關於全球變暖的數據，或一個遙遠的環境問題，而是和我們息息相關，正在對日常生活和社會經濟造成嚴重影響的現實。”黃守信對新京報記者說。

在現場，他最直接的感受是氣候議題的復雜和多元。“每個人都在談氣候變化、氣候行動，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先事項和利益立場。”尤其是在能源轉型、資金支持和發展責任等問題上，各方背後的現實考慮並不相同。

▲COP31中國角。受訪者供圖

同時作爲青年代表，27歲的林藝奕已經是第三次參加聯合國氣候大會。林藝奕目前在澳門科技大學攻讀地球與行星科學專業的博士學位，同時運營着青年氣候教育項目。

他第一次參加COP是在2023年的迪拜COP28。當時，他作爲中國青年代表參會並發言。那次經歷讓他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全球氣候治理，也促使他思考如何將國際會議上的理念帶回國內，轉化爲具體行動。

COP28結束回國後，林藝奕與夥伴一起參與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Movers4Climate綠色鄉村青年行動”項目。此後連續兩年，他們在浙江餘村、安徽馬郢等鄉村開展氣候教育支教活動，將可持續發展和氣候變化知識帶進鄉村社區。

從迪拜COP28，到阿塞拜疆巴庫COP29，再到土耳其安塔利亞COP31，林藝奕的三次參會經歷，也構成了他從青年氣候議題參與者到實踐推動者的過程。“我希望把自己在國際會議上看到、學到的東西，真正帶到國內的鄉村。”林藝奕對新京報記者說。

此次來到安塔利亞，他主要關注兩個方向：兒童與青年，以及科學與技術。會議期間，他計劃參加藍區和綠區的相關邊會和討論，包括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全球研究與前瞻性辦公室、世界大學氣候變化聯盟等組織舉辦的活動。

“一方面，我們希望和全球青年夥伴分享過去兩年在中國鄉村推廣可持續教育的經驗，大家相互交流借鑑；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沿着自己的專業研究方向，探討衛星影像在氣候變化監測和應對中的應用。”

在他看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是應對氣候危機不可或缺的手段。“洪水、山火、海平面上升、森林面積減少，這些經常在氣候變化領域提及的問題，都離不開環境指標的監測。而這些監測很多時候需要運用衛星遙感影像的數據，離不開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

隨着人工智能技術快速發展，如何將AI更加高效、安全、公平地應用於氣候行動，也成爲林藝奕關注的方向。不過，連續三次參加COP，他逐漸意識到，科學技術的全球共享並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

在前兩次參會經歷中，他遇到過不少來自最不發達國家的代表。與他們交流時，林藝奕發現，同樣一個技術問題，在不同國家可能面臨完全不同的現實條件。

“比如我們在進行科學研究時，很自然就會用自己國家的衛星數據。但當他們問到‘如何獲取衛星數據’時，我才意識到，在很多最不發達國家，根本沒有自己的衛星數據，也缺少相關領域的專業人才。”

這讓林藝奕開始重新思考技術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角色。“他們並沒有機會獨立地靠科技手段去解決自己國家的氣候問題。”他說，這些交流讓他更加關注衛星數據和科學技術的全球共享。

在COP31開幕首日，林藝奕還記住了一個土耳其語詞匯：Imece，意爲團結互助、同甘共苦。“我覺得這也是COP一直以來倡導的理念。氣候危機需要全世界人民攜手合作，沒有一個國家能不受其影響。”

“落實”比承諾更重要

“我們希望COP31成爲一屆真正注重落實的氣候大會。我們希望取得實際成果。”當地時間11月9日的開幕式上，COP31主席、土耳其環境、城市化與氣候變化部長穆拉特·庫魯姆擲地有聲。

庫魯姆將本屆COP定位爲一屆關於“落實”（implementation）的大會，希望彌合談判桌上的承諾與普通人生活實際改善之間的差距，讓氣候行動最終體現在基礎設施、農田和家庭能源賬單上。

但大會的交通安排讓黃守信有點泄氣。他說，大會交通整體非常混亂，最便利的有軌電車平均20分鍾一班，還要跟當地居民一起擠，很多住在電車後幾站的參會者根本擠不上車，只能一等再等，“這同時也給當地居民造成了不小的困擾”。

“大會也提供接駁車，但站點不好找，且班次較少，碰上堵車時兩個小時都到不了。”談及COP31的交通安排，黃守信非常無奈，“有參會者爲了避免堵車，早晨5:55就出門了。”他說，更誇張的是，他聽說有人花了將近七個小時才從酒店抵達會場藍區。

▲11月9日，土耳其安塔利亞，車輛在COP31會場附近的高架橋下行駛。圖源：IC photo

但他還是期待COP31能夠推動各國氣候行動。“過去這些年，國際社會已經提出了不少氣候目標和協議，但真正落實的卻很少。”黃守信說，“對我來說，真正重要的不是各國在會議上說了什麼，而是這些承諾最終能否落實到普通人的生活中。”

這也是卡茲米的期待。他說，他最擔憂的是氣候承諾與實際行動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尤其是那些氣候脆弱社區和發展中國家，往往難以獲得足夠的支持。“譬如巴基斯坦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貢獻相對較小，卻承受着氣候變化帶來的嚴重後果。”因此，他期待有更多的實際支持抵達那些最需要幫助的社區。

“落實”的重要性早已得到重視。在去年COP30上，主席國巴西就表示，希望這是一屆“關於落實的COP”。在2023年的阿聯酋迪拜COP28、2022年的埃及沙姆沙伊赫COP27上，“落實”也成爲關鍵詞之一。

事實上，自1995年召開COP1，到1997年通過《京都議定書》、2015年達成《巴黎協定》，全球氣候治理逐漸形成一套以減排承諾、氣候融資和國際合作爲核心的制度框架。到了近些年，隨着氣候變化變得越來越可知可感，損失與損害、氣候適應等議題也成爲焦點。然而，在全球氣候治理問題上，行動遠不及承諾。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祕書西蒙·斯蒂爾在開幕式上表示，當前的全球氣候行動進展還遠遠不夠，成果也遠不夠公平。因此除了發出承諾的信號，本次大會還必須大力推動解決方案，把現有的全球目標和各國計劃分解爲具體步驟，並把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落到實處。

本屆大會首次採用“雙主席”模式。土耳其擔任主席國，負責推動全球氣候行動議題；澳大利亞擔任談判主席，牽頭正式談判。這也就意味着，今年的“行動議程”（action agenda）和正式談判將並行推進。

在具體議程方面，主席國土耳其提出了兩項旗艦計劃：其一是“氣候實施橋梁”，希望爲氣候項目與投資者搭建對接渠道；其二是“35 by 35”全球電氣化倡議，提出到2035年將電力在全球終端能源消費中的佔比提高至35%，這被視爲將能源轉型從抽象目標落到實處的關鍵抓手。

談判主席、澳大利亞氣候變化與能源部長克裏斯·鮑恩則聚焦融資“最後一公裏”。他說，最需要氣候融資的國家得到的卻最少，希望此次大會能讓資金撥付更快、更簡單、更公平。

在巴庫COP29上，締約方商定到2035年每年爲發展中國家提供至少3000億美元、總規模達1.3萬億美元的氣候融資目標，但如何在安塔利亞將其兌現並疏通撥付管道，仍然是一大難題。

截至11月11日，COP31第一周的正式談判已經展開，氣候融資、全球適應目標、損失與損害以及公正轉型成爲各方關注的重點。11日至12日，COP31領導人峯會也在安塔利亞展覽中心舉行，希望爲大會注入政治動力。

值得關注的是，在聯合國氣候大會到來之前，安塔利亞居民已經先開了一場自己的氣候大會。今年9月至10月，土耳其非政府組織Yuva協會組織了一場氣候公民大會，邀請來自安塔利亞五個中心城區的50名居民參加五場討論，重點探討氣候變化對城市水資源、農業灌溉和旅遊業用水的影響。

11月5日，大會發布了關於城市水資源未來的公民宣言。宣言提出推廣智能灌溉和滴灌技術、在學校開展氣候與水資源教育、加強地下水監測以及實施雨水收集等建議。參與者還承諾監測日常用水量、回收利用生活廢水，並在社會層面倡導節約用水。

這場規模不大的公民大會，與安塔利亞舉辦的全球氣候大會形成了某種呼應。在COP31的談判桌上，各國代表討論全球氣候融資目標、減排路徑和國際責任分擔；在當地居民的討論中，問題更加具體：如何讓一座海邊城市有足夠的水。

安塔利亞曾被稱爲“人間天堂”。如今，這座城市一邊迎接來自世界各地的氣候談判代表，一邊面對高溫、幹旱、野火和洪水帶來的現實考驗。對於這場被寄予“落實”期待的COP31而言，真正的考驗或許不在於談判桌上能夠寫下多少新的承諾，而在於這些承諾最終能否抵達那些正在努力適應氣候變化的人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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