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人口的暴跌，已經傳導到小學低年級，但基礎教育“內卷化”並未因生源減少有所緩解；師資、經費劃撥等方面，仍是大班級思路，“小班殼，大班課”，按人頭劃撥經費等等問題，亟待解決。
撰文丨任大剛
2016年，中國大陸新生兒數量，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個高峯期的最高峯，1883萬。此後一路下跌。
2022年跌破1000萬以後，再未回升到1000萬以上。去年止步於792萬，2026年上半年，結婚登記327.5萬對，預計未來新生兒數量可能還會持續走低。
與10年前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相比，一半以上新生兒數量跌幅，對消費、投資、生產、教育、人口結構、家庭結構、養老等等，都是相當負面的經濟與社會影響。
單單拿教育一項來說，巨大影響已經顯現。
2020年，中國大陸有幼兒園29.17萬所，五年後的2024年，減少到25.33萬所；小學則從157979所，減少到136332所。
更加具象化的場景如下：今年秋季開學季，廣西桂林市灌陽縣東流村教學點（東流小學）“一年級僅有一名學生”的視頻衝上熱搜。空蕩蕩的教室裏，一名6歲男孩獨坐聽課的畫面，引發網友廣泛關注。
據報道，東流小學有4位全科值守老師。今年秋季開學，一年級新生僅1人，二年級3人，三年級5人，全校合計僅9名學生。
01
幼兒園和小學數量減少，不能僅僅歸結爲最近幾年新生兒數量暴跌。
中國大陸城市化進程啓動以來，城市化率從不足20%增長到67%左右，大量農村人口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工作生活，也帶動大量學齡人口進城讀書，農村學校迅速萎縮。
據統計，1978年，中國大陸有小學94.93萬所，經過40多年不斷的撤銷、合並，”撤點並校”，到2024年，只剩下13.63萬所，其中鄉村小學6.5萬所。2018年到2023年，城區小學在校生增加了33.5%，鄉村小學在校生減少了31%。
兩組數據的背後是，一方面，絕大多數農村小學已經沒有學生，或者如東流小學一樣，只有區區幾名學生了，學校隨時關門歇業；另一方面，原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後，學齡子女往往進入辦學規模龐大，且大班額的學校讀書。
算“經濟賬”，撤並小規模學校相當劃算。譬如一個班15個學生，需要一套教育資源配置；擴大一倍到30個學生，也是同一套教育資源；再擴大到50個學生一個班，幾乎也是同一套教育資源的配置。
從經濟理性的角度說，不把三個15個學生的班級合並成一個45個學生的班級，簡直就是“浪費教育資源”。
面對數億人口進城，相應學生數量也是翻倍增長的狀況，很多城市政府在考慮要不要增加學校數量，要不要控制班級規模時，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算“經濟帳”。
考量的結果就是，小學大辦，班級擴容，以此達到控制辦學成本的目的，以此“節約國家資源”。
02
如今，城市化步伐放緩，繼續搬入城市的農村學齡人口增幅也相應放緩。
這個時候遇到總體出生人口暴跌，如果繼續像過去那樣算“經濟賬”，城市政府實際上可以大大節約教育開支，降低辦學成本。比如關閉潮已在幼兒園發生，正在小學發生，即將蔓延到初高中和大學。
關一所學校，意味着可以“節省”大筆財政開支。
那麼賬是不是能夠這樣算呢？肯定不能。
首先，教育支出在政府的整個財政支出中的比例，基本恆定，也是有法律保障的。
中國《教育法》規定，“國家建立以財政撥款爲主、其他多種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爲輔的體制，逐步增加對教育的投入，保證國家舉辦的學校教育經費的穩定來源。”“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應當隨着國民經濟的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逐步提高。”
其次，在過去的計生宣傳中，一個很打動人的說辭是，人口規模降下來之後，每個人可以享受到更多的資源，當然包括教育資源。
如今，人口真的降下來了，人們當然有理由要求所承諾的更多資源，包括教育資源。
換言之，相對而言，以目前大概每年800萬左右新生兒計算，哪怕不用兌現“逐步增加對教育的投入”的法律規定，他們享有的相對教育資源，也應該是改革開放以來新生兒出生第一波高峯時期1987年約2550萬的三倍，新生兒出生第二波高峯時期2016年1883萬人的兩倍。
那麼，當下的教育，是否已經準備好享受2016年時代好上兩倍的教育資源呢？
顯然沒有。
首先是觀念上並沒有轉變過來。
過去很多年裏，已經形成大呼隆、大規模辦學模式，1978年，小學平均在校生人數爲154人，初中爲442人；到2000年，小學初中人數分別爲264、602人；2020年，小學初中人數分別爲679、931人；到2024年，小學初中人數分別爲777、1034人。
鑑於農村學校已經大幅減少，因此反襯出城市學校規模越來越大。據統計，單校區規模較大的小學，學生數超過4000人，多校區/集團化小學，學生數超過8000人；中學方面，初高中多校區的，人數破萬。
很難想象，這種學校裏，校長認識幾成一線教師，叫得出名字的有多少，一線教師要見校長有多難。更不用說，校領導能夠接觸多少學生，能夠傾聽幾成學生的心聲。
流水線辦學模式，可以大幅度降低辦學成本，很適合制造標準化元器件，快速找到標準答案，而短於個性化的舒展與培養。
從最近一二十年單一學校在校生人數的增長勢頭看，要扭轉這種工廠式的流水線辦學模式，短期內在觀念和行動上還很難。
其次，成倍增長的教育資源要堆疊到新一代學生身上，最可行的辦法是小班化教學，以此“擴張”教育成本。
但目前的現狀，呈現爲兩極分化，並不如人意。
一方面，像上文提到的廣西東流小學，屬於農村的“被動”式小班化教學，多數地區實現了“班額變小”，但真正完成了課堂、課程、評價系統性變革的，屬於少數，大量鄉村學校存在“形小班、課不變”。
另一方面，一些發達地區如上海、南京等地，看到了未來“被動”小班化的前景，提前進行了小班化的教學試點，此後，江蘇、浙江、黑龍江等省和長沙、泉州等地出臺專案，從單純控制人數，轉向編制、經費、課程、評價一體化改革。但整體而言，仍屬精品試點，推進動力不足。
新生人口的暴跌，已經傳導到小學低年級，但基礎教育“內卷化”並未因生源減少有所緩解；師資、經費劃撥等方面，仍是大班級思路，“小班殼，大班課”，按人頭劃撥經費等等問題，亟待解決。
03
上述關於小班化教學的需求和實踐，還是一種被動需求，被動實踐，被生源減少推着走。而在人工智能時代，小班化教學，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社會需求，應該成爲一種主動選擇。
最近幾年，工業機器人正在快速取代流水線工人/工程師，人工智能正在取代初級和中級智能需求的藍白領工作，而恰恰，中國的教育，基本上是匹配工業化時代流水線工人/工程師和藍白領的需求的。需求端的萎縮，必然要倒逼教育理念和內容做出相應的調整。
人工智能時代的工作是什麼樣的？
解決衣食住行的工作，逐漸讓渡給人工智能完成；標準化、按部就班的工作會越來越少，大量的工作需要個性化的創新思維，興趣成爲事業成功的關鍵要素；穩定的工作越來越少，終生學習從理念變爲現實需求……
大班化的教學，大型化的學校管理，顯然更適配工業化時代對標準化、程序化的內在要求，對照人工智能時代的上述工作要求，顯得格格不入。
學齡兒童暴降，本來是個糟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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