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AI· 從社交網絡到馬斯克，科技影像焦點因何轉變？
馬斯克最近又在X上罵人。這次挨罵的是紀錄片導演 亞歷克斯·吉布尼：他“毫無誠信”，是個“卑鄙無恥的人”，拍了一部“無聊了整整四小時”的電影。
電影叫 《Musk》，拍了近四年，9月8日剛在威尼斯首映。 馬斯克的律師比觀衆更早行動：首映前五天，律師函已經送到片方，警告可能提起訴訟。
吉布尼對這種陣仗並不陌生。這位奧斯卡獲獎導演拍過安然的財務造假，也調查過號稱“女喬布斯”的 伊麗莎白·霍姆斯如何用滴血驗病的承諾吸引投資。
他慣於採訪前員工、合夥人和身邊人，追查那些光鮮故事背後發生了什麼。這次，鏡頭對準了馬斯克。
首映仍如期舉行。放映結束後，現場觀衆起立鼓掌約四分鍾，還有人朝導演喊了一聲“謝謝”。
而且馬斯克越是生氣，外界越是興奮和期待。最諷刺的是，就在9月15日，發行方 Bleecker Street以觀衆需求強烈爲由，宣布將紐約、洛杉磯的上映日期從10月16日提到9日。
實際上，2023年項目剛公布，馬斯克就認定它是一部“攻擊片”。如今，前妻、前伴侶、昔日商業夥伴陸續開口，家庭生活、商業承諾和政治權力被放進同一部電影。爆料與爭議一起湧來，不少影評人卻給出好評。
這部在馬斯克口中“無聊四小時”的紀錄片裏究竟有什麼，讓馬斯克追着罵了好幾年？
A
《Musk》尚未正式公映，普通觀衆暫時還看不到全片，但首映後的密集報道，加上導演吉布尼接連參加電影節、發布會和媒體訪談，已經讓片中的幾條“大料”提前浮出了水面。
1. 網紅前女友：生孩子之後馬斯克要用4000萬美元封我的口
《Musk》裏，最受關注的受訪者之一，是保守派網紅 阿什莉·聖克萊爾（Ashley St. Clair）。她與馬斯克育有一個孩子。
聖克萊爾稱，馬斯克方面曾提出：先支付1500萬美元，再連續21年每月支付10萬美元，條件是籤署保密協議。合計約4000萬美元。她倒是沒接受，拒絕了，因爲她反向琢磨，如果出價如此高就爲了封口，那我說話的權利一定非常珍貴。
馬斯克隨後直接否認：“從未給過她這樣的報價。”他還指責聖克萊爾有發表虛假指控的歷史。這份安排目前仍是雙方存在爭議的說法。
比金額更特別的，是聖克萊爾對馬斯克生育觀的描述。她說，兩人交往期間，馬斯克曾在睡前聽關於忽必烈的播客，還發消息告訴她，希望在“內戰”前擁有一支“孩子軍團”。在她的講述中，生孩子已經被放進了一套關於人口、戰爭和人類未來的計劃裏。
2. 前妻：馬斯克在講述孩子的時候，總是美化自己
馬斯克的第一任妻子、作家 賈斯汀（Justine）帶來的是更多家庭細節。
兩人的第一個孩子Nevada早夭。2022年，馬斯克公開說，孩子死在自己懷裏，自己感受到了他最後一次心跳。賈斯汀在紀錄片中糾正：最後抱着孩子的人是她。她早在2010年發表的文章中，就寫過自己抱着孩子送別的經歷。
還有一件事發生在馬斯克與女兒Vivian（就是跨性別的那位，出生性別爲男）關系破裂之後。賈斯汀稱，馬斯克曾讓她轉告女兒，自己會永遠愛她。但第二天，他就把Vivian移出了自己的醫療保險。
3. 大選之夜，他爲什麼那麼篤定？
聖克萊爾的另一段採訪，把爭議從家庭帶到了美國大選。
她回憶，2024年大選夜，馬斯克提前離開了海湖莊園的聚會，後來告訴她，自己早就知道特朗普會贏。那種對結果的篤定，是她此前從未見過的。
她還提到，在選舉之前，馬斯克曾說，要“釋放矩陣中的異常”，並告訴她：“我在太空中有一萬束激光。”聖克萊爾說，自己沒有繼續追問，因爲不想日後因此被要求作證。馬斯克的回答是：“明智。”
這也成爲律師函重點攻擊的部分。馬斯克的律師認爲，影片通過材料的排列，暗示馬斯克利用Starlink影響選舉，因此能夠提前知道結果。馬斯克方面否認這一暗示，並要求片方保存採訪、研究及內部通信等材料，爲可能的訴訟做準備。
4. “AI教父”辛頓： DOGE令人擔憂
另一位受訪者、計算機科學家 傑弗裏·辛頓（Geoffrey Hinton），提出了面向未來的擔憂。
他在片中談到，如果有人想借助AI影響政治結果，詳細的公民信息會是關鍵資源，而DOGE接觸政府數據的做法，讓他感到警惕。
他的發言屬於風險判斷，但無疑讓紀錄片的批判視角進一步深化。還是那個問題，當一個企業家同時擁有社交平臺、AI公司，又曾進入白宮，外界該如何了解這些能力之間的關系？
5. Tesla聯合創始人親自翻舊賬：如果重來，不會交出那麼多控制權
Tesla聯合創始人 馬丁·埃伯哈德（Martin Eberhard）也接受了採訪。他最介意的一件事，是現在很多人以爲Tesla是馬斯克創辦的。
埃伯哈德認爲馬斯克過於自我，並在片中表示，如果能重新來過，他不會把那麼大的公司控制權交給馬斯克。
6. 馬斯克最厲害的能力：讓尚未兌現的未來，先產生價值
吉布尼對馬斯克商業能力的解釋，是他特別善於讓外界相信：未來已經到了。這種相信，又能爲公司帶來投資、訂單和估值。
自動駕駛是影片重點拆解的案例。吉布尼把Tesla於2016年發布的自動駕駛演示視頻，與2019年一起致命事故的行車記錄畫面放在一起：一輛使用Autopilot的汽車在佛羅裏達州撞死一人、重傷另一人。技術展示中的承諾，與實際使用中的後果，在這裏形成了直接對照。
Tesla的汽車、SpaceX的火箭都有實際成果，也讓馬斯克獲得了持續許多年的信任。影片追問的是：當這種信任被用於下一項承諾，公衆能否分清，哪些技術已經實現，哪些仍只是他的目標？
吉布尼此前拍過安然和“女喬布斯”伊麗莎白·霍姆斯，如今，他在馬斯克身上看到了熟悉的套路。在威尼斯的發布會上，他直接用了“confidence man”（騙子。）形容馬斯克，認爲這並不是什麼全新的科技故事：靠炒高股價積累財富和權力，是他早就拍過的老故事。（注：Confidence man是固定說法，指先取得別人的信任、再利用這種信任行騙的人，也就是“騙子”。）
不過，他也承認，兩者有關鍵區別。霍姆斯的機器根本無法兌現承諾，Tesla卻是已經量產多年，也確實有人喜歡的汽車。在接受《名利場》採訪時，他把馬斯克與安然高管、霍姆斯的共同點歸結爲制造一種讓人願意掏錢投資的幻想。他質疑的不是馬斯克的公司毫無成果，而是這些真實成果之外，究竟有多少尚未兌現的承諾，被當成現實賣給了投資者。
順便一提，馬斯克的支持者對這部紀錄片的批評中，很核心的一點就是吉布尼將馬斯克與安然或者霍姆斯並列，畢竟馬斯克真的讓電動車滿街跑、火箭升天又回收、建立超大AI集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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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克的權力不只體現在紀錄片講述的故事裏，紀錄片之外的拍攝過程本來就很精彩。
吉布尼說，拍攝期間許多熟悉馬斯克的人都害怕公開講話，尤其不願出鏡。
這些人既有批評者，也有公司內部人士，甚至包括馬斯克的支持者。有些原本可以替他說好話的人，給出的答復也是：“沒有埃隆的許可，我不能跟你談。”
馬斯克本人早早給項目定了性。2023年，影片剛宣布，他就稱之爲“攻擊片”。吉布尼當時反問：“你怎麼知道？”畢竟時至今日，外界依然不知道馬斯克是否完整地觀看過這部紀錄片。
三年後，兩人仍沒有坐下來完成一次採訪，交鋒卻從社交平臺延伸到了律師函。
雙方連“有沒有給回應機會”都各執一詞。
馬斯克的律師稱，團隊曾試圖聯系片方、要求回應，卻遭到拒絕。
吉布尼則在多倫多的活動上表示，他們多次正式邀請馬斯克，除了網上的評論，沒有得到回應。他還強調，影片經過律師審查和獨立事實核查。
而且這部紀錄片原本沒有這麼長。
吉布尼說，在馬斯克轉向特朗普之前，他準備拍的是一部兩小時的紀錄片，而且已經接近完成。但大選改變了計劃，馬斯克不再只是經營汽車、火箭和社交平臺的企業家，還進入了白宮。要解釋這一切，原來的篇幅已經不夠。
HBO支持追加拍攝，影片一度剪出了六小時的版本，後來才壓縮到四小時。
還有一個頗有爭議的點——馬斯克始終不接受採訪，吉布尼最後安排了一個“馬斯克替身”出鏡。
那是一個用CG制作、結合AI語音同步技術的替身。
它說的並不是編劇虛構的臺詞，而是馬斯克在既往採訪等場合真正說過的話，只是被重新編排進了模擬採訪。
吉布尼解釋，這是刻意的諷刺，呼應馬斯克關於人類可能生活在模擬世界中的觀點。制作團隊在採用這一方案前，也諮詢了律師。
但話是真的，並不意味着這種呈現方式就沒有爭議。NPR記者鮑比·阿林看完後認爲，虛擬馬斯克讓人出戲，反而削弱了一部嚴肅調查作品的分量。片中的遊戲化畫面也有類似問題，例如讓揮舞電鋸的馬斯克砍向聯邦機構，在他看來，這種諷刺過於直白。
對紀錄片的廣泛好評也不等於照單全收。長期報道馬斯克的阿林認爲，影片真正全新的信息並不多，價值更多在於把分散多年的材料放到了一起。涉及“太空激光”和利用DOGE數據幹預選舉時，影片又越過了現有證據能夠支持的範圍。
當然，總體而言外界評價還是頗高的。《Time Out》打出四星，認爲它雖然接近四小時，仍然引人入勝，尤其肯定影片覆蓋材料的廣度。評論的副標題幹脆寫道：“馬斯克討厭這部紀錄片。你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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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克不是第一個不喜歡自己銀幕形象的科技大佬。十六年前，《社交網絡》就讓扎克伯格很不舒服。
2010年，大衛·芬奇執導、艾倫·索金編劇的這部電影，把Facebook的創業史拍成了朋友反目、股權爭奪和訴訟交織的故事。它當然不是一部創業勵志片，但矛盾主要發生在創始人及其身邊的人，聚焦的也是創業本身。
扎克伯格最不滿的是電影替他解釋了創業動機。2014年，他在公開問答中說，片方編造了他爲了吸引女孩而創建Facebook的情節，讓他覺得受到了傷害。
在他看來，真正的創業過程沒有那麼多戲劇衝突，拍出來大概就是自己坐在那裏連續寫兩小時代碼。
吉布尼自己也早就碰過這種爭議。2015年，他拍了《史蒂夫·喬布斯：機器人生》，採訪喬布斯的前同事和前女友，審視產品成就背後的控制欲，以及身邊人爲此付出的代價。
到了2022年，科技創業圈的起落，接連被拍成了電視劇。
《輟學生》（The Dropout）講的是前面提到的“女喬布斯”霍姆斯。她宣稱，只需採集少量血液，就能完成多項疾病檢測，憑這個承諾獲得巨額投資。但公司根本沒有實現宣傳中的技術，創業明星的故事最終變成了欺詐醜聞。
《超蓬勃：優步之戰》（Super Pumped）把鏡頭對準網約車平臺Uber的聯合創始人卡蘭尼克：他靠不惜代價的擴張，把一家初創公司推成行業巨頭，卻也因這套管理方式陷入危機，最終被趕出了自己創辦的公司。
《初創玩家》（WeCrashed）裏的諾伊曼夫婦，則把共享辦公生意講成了改變人們工作和生活方式的事業。他們經營的WeWork一度估值470億美元，隨後不到一年就蒸發了約400億美元。劇集既拍這對夫妻如何互相鼓舞，也拍他們如何在不斷膨脹的野心中失去判斷。
從劇情梗概也能看出來，相比於十年前以《社交網絡》爲代表的科技圈創業故事劇情片，近幾年的科技大佬影視化的焦點已經起了變化，更深入到“創業之後”，那些野心與欺騙，夢想與人性。
10月9日將在美國上映的《社交清算》（The Social Reckoning），由索金編劇兼導演，傑瑞米·斯特朗飾演扎克伯格。
索尼將它稱爲《社交網絡》的“姊妹篇”，而從官方梗概看，故事重心已經交給另外兩個人：由米奇·麥迪森飾演的Facebook吹哨人弗朗西絲·豪根，以及傑瑞米·艾倫·懷特飾演的《華爾街日報》記者傑夫·霍維茨。
他們聯手揭露這家平臺不願公開的內部祕密。
另一部新片《人工智能》（Artificial）即將於10月5日在紐約電影節首映，涉及2023年奧特曼被OpenAI董事會解僱、隨後復職的風波。
但它不只拍那幾天的混亂場景，紐約電影節公布的介紹顯示，影片還會追溯伊利亞·蘇茨克維跟隨辛頓研究神經網絡、後來與奧特曼相遇的過程，將故事放進過去二十年的AI發展史。
這十幾年間的變化，並不是電影突然不再贊美科技天才——《社交網絡》從來就不溫柔。更明顯的變化是，故事裏需要計算的代價越來越大，起初是朋友被背叛、合夥人被排擠，後來是員工、投資者和消費者受損，如今則涉及從未投資這些公司，甚至不使用它們產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