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氪研社
11月12日,英偉達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了一份8-K文件。
一項持續了33年的任職,在幾頁紙裏結束了。
文件披露,董事會已於前一天接受黃仁勳辭去總裁、CEO及董事職務,即刻生效。擔任首席財務官13年的科萊特·克雷斯出任臨時CEO,73歲的哈維·瓊斯被任命爲董事長。
文件最後,籤字的人是克雷斯。
英偉達成立以來,第一次有了董事長,也第一次開始尋找黃仁勳之外的CEO。那個穿着黑色皮衣、在發布會上介紹下一代芯片的人,不再代表這家公司作最後決定。
公司此前已啓動獨立調查,但這份離任公告沒有解釋具體原因,也沒有披露調查結論。有關黃仁勳爲什麼離開的完整敘述,還需要等待更多事實。
眼下,接班已經開始。
硅谷熟悉這樣的場面。有人被自己請來的經理人架空,有人被曾經最信任的投資人要求離職,還有人剛被董事會趕走,幾天後便回來重組了董事會。
創始人的功勞通常沒有爭議。真正發生爭議的,是這份功勞還能不能讓他繼續掌權。
喬布斯,請來的人反了
1985年2月,喬布斯在舊金山聖弗朗西斯酒店慶祝30歲生日。
他穿着黑色禮服,埃拉·菲茨傑拉德爲他唱生日歌,舊金山交響樂團的成員隨後接過演奏。約翰·斯卡利也在場,起身向他祝酒,稱贊他的技術遠見。
這位CEO,是喬布斯親自請來的。
兩年前,斯卡利還是百事可樂的高管。喬布斯爲了說服他離開,拋出了那道後來聞名世界的選擇題:繼續賣糖水,還是一起改變世界。
1983年,斯卡利接受邀請,出任蘋果CEO。喬布斯則擔任董事長,領導Macintosh業務。
這段關系看上去有很好的分工:喬布斯負責讓產品令人驚嘆,斯卡利負責讓蘋果成爲一家更會經營的公司。
但Macintosh賣不動時,分工就沒有那麼清楚了。

1984年,喬布斯(左)與斯卡利展示Macintosh電腦。
1984年1月,Macintosh上市。圖形界面和鼠標帶來了全新的使用體驗,卻沒有消除價格、內存和軟件不足帶來的障礙。最初一批愛好者買單之後,銷售開始放緩。
Macintosh團隊成員安迪·赫茲菲爾德後來回憶,市場部門曾預期,1984年假日季每月能賣出超過7.5萬臺,實際卻連2萬臺都沒達到。同年12月,撐起蘋果約七成收入的,仍是Apple II。
產品代表未來,另一條產品線支付眼前的賬單。這是兩人爭執的商業底色。
斯卡利多年後回憶,喬布斯希望給Macintosh降價,他則更看重Apple II帶來的利潤。爭論很快越過了產品和預算,變成彼此對領導能力的否定。
喬布斯當初找來一個人管理蘋果,等到這個人開始管理自己,他無法接受。
傑弗裏·凱恩在2026年出版的《Steve Jobs in Exile》中寫道,蘋果人力資源負責人傑伊·埃利奧特曾安排兩人到喬布斯辦公室談話。窗外下着雨,屋內的調解很快變成爭吵。斯卡利指責喬布斯破壞管理秩序;喬布斯則說,自己後悔請他擔任CEO。
說到最後,喬布斯哭了。
4月,斯卡利獲得董事會支持,準備拿走喬布斯對Macintosh業務的管理權。
喬布斯決定先把斯卡利趕走。
機會似乎就在眼前:斯卡利計劃於5月前往中國。喬布斯開始遊說高管,打算趁他離開推動改組。他甚至把計劃告訴了讓-路易·加西——這位來自蘋果法國業務的高管,恰恰是斯卡利考慮接管Macintosh的人選。
加西把消息告訴了斯卡利。
中國之行取消。5月24日,斯卡利在高管會議上與喬布斯攤牌。喬布斯沒能獲得足以扭轉局面的支持,董事會此前作出的選擇,也沒有改變。
到5月底,喬布斯失去了實際經營權。9月,他辭去董事長職務,離開蘋果。
30歲的喬布斯,在自己創辦的公司裏失去了位置。
後來的故事很容易讓人替當年的喬布斯鳴不平。NeXT、皮克斯、重返蘋果,再到iMac、iPod和iPhone,仿佛每一步都在證明,1985年的董事會犯了多麼嚴重的錯誤。
但這中間有一段不太適合英雄敘事的歷史:喬布斯離開後,蘋果並沒有馬上垮掉。
斯卡利執掌公司的最初幾年,Macintosh借助桌面出版市場站穩腳跟,蘋果迎來一段不錯的發展時期。他在渠道、營銷和經營管理上的能力,確實幫助了公司。
到了1990年代,Windows生態壯大,蘋果再次陷入產品和競爭困局。1993年,斯卡利失去CEO職位。此後,斯平德勒、阿梅裏奧先後接班,也沒能讓蘋果走出困境。
轉機來自蘋果急需的一套新操作系統。
1996年底,蘋果宣布收購NeXT,喬布斯以顧問身份回歸。1997年,他成爲臨時CEO。讓他重新走進權力中心的,還有NeXT積累的技術,以及蘋果自己解決不了的難題。
從失去經營權到重新掌舵,隔了十二年。
這十二年裏,喬布斯經歷了產品失敗、團隊離散與重新創業,蘋果則嘗試了幾任管理者。雙方都付出了代價,才重新坐到一起。
董事會當然可以換掉創始人。難的是,換完之後,仍然得有人知道公司該往哪裏走。
投資人翻臉,比誰都快
2017年6月20日,卡蘭尼克在芝加哥一家酒店裏,等來的兩位訪客並不在招聘計劃上。
Benchmark合夥人馬特·科勒和彼得·芬頓帶來一封信,由五家重要投資機構支持,標題是《推動Uber前進》。
其中一項要求:卡蘭尼克當天辭去CEO職務。
他原本是來面試高管候選人的。Uber急需補齊管理層,卻先要更換負責招人的那個人。
這已經是卡蘭尼克人生中極其艱難的一段時間。

2013年12月,卡蘭尼克出席巴黎LeWeb大會。
一個月前,他的父母遭遇劃船事故,母親去世,父親受傷。6月13日,他宣布暫時休假。在給員工的信裏,他承認,公司要走向“Uber 2.0”,自己也需要成爲“Travis 2.0”。
他還沒有結束休假,CEO的任期就要結束了。
Uber的危機也已持續數月:員工對性騷擾及內部管理的指控、監管爭議、與Waymo的自動駕駛技術訴訟,以及接連離職的高管,都在消耗公司。
卡蘭尼克的進攻性,曾經很適合Uber的擴張。
進入一個城市,要同時爭取司機、乘客和資金,還要面對出租車行業及監管部門。卡蘭尼克習慣先衝進去,把規模做起來,再處理阻力。風險資本爲這種擴張提供了燃料,Benchmark是其中重要的一家。
隨着Uber變成估值數百億美元的企業,同一種管理方式需要承受的後果也越來越大。糾紛會影響市場準入,內部問題會帶走人才,持續的爭議則讓公司難以建立穩定的經營預期。
投資人開始要求換人。
據《紐約時報》對酒店談判的還原,卡蘭尼克起初拒絕接受。他聯系董事阿裏安娜·赫芬頓,徵詢意見。赫芬頓建議他認真考慮信中的要求。
幾小時的爭論之後,卡蘭尼克同意辭職。他在聲明中表示,接受投資人的要求,是希望Uber能夠重新專注業務,避免另一場爭鬥。
他仍然持有股份,也保留了董事席位。創始人、股東和CEO這幾個曾經重疊的身份,從這一天開始分開。
頗有意味的是,在卡蘭尼克離任後,Benchmark的比爾·格利又公開肯定了他的歷史貢獻。
這份贊美並不妨礙換人的決定。
在投資人的判斷裏,卡蘭尼克可以繼續是那個改變了出行行業的人,但Uber的下一階段,需要由別人負責。對卡蘭尼克而言,他爭取的是一次自我調整的機會;對推動離任的股東而言,調整已經意味着更換他本人。
Uber的擴張方式並非一夜形成,資本也分享過它帶來的收益。等到代價集中顯現,創始人和投資人對於該如何收場,終於產生了無法彌合的分歧。
隨後,達拉·科斯羅薩西接任CEO。Uber於2019年上市,卡蘭尼克同年底退出董事會。
他另找了一家公司。2018年,卡蘭尼克投資並接掌City Storage Systems,旗下業務包括CloudKitchens。這一次,他把注意力轉向了共享廚房。
Uber沒有上演等待創始人歸來的故事。
但同樣是投資人推動換帥,換到另一家公司,結果可能完全不同。
諾伊曼,投票趕走自己
2019年9月24日,WeWork董事會表決更換CEO。
據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報道,亞當·諾伊曼也投下了支持自己離任的一票。推動他離開的核心力量,是此前最重要的支持者——孫正義。
WeWork誕生於紐約,卻把硅谷式的創業敘事演繹得格外充分。
諾伊曼談論社區、連接和工作方式,甚至把提升人類意識寫進公司的使命。辦公桌和會議室被放進一個更大的故事裏:人們來到這裏,可以獲得一種不同的生活。
這個故事並非毫無產品基礎。漂亮的空間、靈活的租期、現成的辦公服務,確實替不少客戶省去了找房、裝修和管理辦公室的麻煩。
只是,客戶獲得的靈活性,要由WeWork承擔成本。
它從房東手裏長租物業,再以較短期限向會員出租。工位可以空着,租金卻要繼續付;新開一個地點,裝修和運營支出也先於穩定收入發生。
2019年的招股文件把這種錯配寫得相當清楚:美國物業租約的初始期限平均約15年;截至當年6月底,已籤租約對應約472億美元的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義務。這些款項分布在多年之中,但需要公司持續經營來覆蓋。
軟銀此前的投資,曾把WeWork估值推到470億美元。進入公開市場後,投資者開始追問,這套生意究竟怎樣賺錢。
諾伊曼與公司的利益邊界,也經不起同樣的審視。
上市文件披露,爲取得“We”相關商標權益,公司曾向諾伊曼參與管理的WE Holdings發行價值約590萬美元的合夥權益。相當於公司要爲自己的品牌,向與創始人有關的另一家公司支付對價。
交易後來被撤銷,但它留下了一個治理問題:當創始人同時參與交易兩端,公司利益由誰把關?
估值預期隨後不斷下調,一度降至100億美元左右,IPO計劃受阻。
對WeWork而言,上市不只是一次財富定價。招股文件裏,一筆最高60億美元的授信安排,也與IPO完成等條件掛鉤。上市走不通,會連帶影響其他融資安排。
諾伊曼擁有的特殊投票權,在這時顯出了邊界。
他可以在股東表決中擁有很大優勢,卻無法要求外部投資者繼續按原來的估值出錢。公司越需要新資金,決定是否提供資金的人,就越能影響他的去留。

孫正義(左)與諾伊曼交談。
孫正義曾經爲諾伊曼的擴張提供支持。IPO受阻後,軟銀需要面對賬面損失,也需要決定是否繼續救助。
最終,諾伊曼辭去CEO,轉任非執行董事長,並放棄多數投票控制權。他在離任聲明中承認,圍繞自己的關注已經分散了公司的精力。
一個特別善於吸引注意力的創業者,最終需要靠離開來減少注意力。
然而,諾伊曼離任,沒能讓WeWork的賬變得容易算。隨後數年,公司又遭遇疫情及辦公需求變化。2023年11月,WeWork申請破產保護;2024年6月,它完成重組、退出破產程序。
軟銀獲得了更大的控制權,也承擔了收拾局面的成本。租約、空置率和現金消耗,都需要重新處理。
董事會贏下一場人事鬥爭,與公司走出經營困境,是兩件需要分別完成的事。
奧特曼的訪客證
2023年11月17日,奧特曼進入一場Google Meet會議。
按照布羅克曼事後公開的時間線,前一晚,OpenAI首席科學家伊爾亞·蘇茨克維約他在周五中午通話。進入會議後,奧特曼發現,除布羅克曼外,其他董事都在。
蘇茨克維通知他,他已被解除CEO職務,消息很快公布。
當天,OpenAI發布公告,給出的理由是:奧特曼在與董事會溝通時未能始終保持坦誠,影響了董事會履行職責。
就在十幾天前,他還站在OpenAI首屆開發者大會的臺上,介紹新產品。ChatGPT把他推到全球科技產業的中心,卻沒有給他提供一張可以阻止罷免的選票。
彼時,OpenAI的商業業務仍受非營利董事會控制。引入資本沒有改變這一安排,董事會掌握CEO任免權。
董事們有權作出這個決定。問題在於,作出決定之後,誰來讓公司繼續運轉。
11月19日,奧特曼回到OpenAI辦公室,掛上了一張訪客證。
“GUEST 04。”

2023年11月19日,奧爾特曼曬出佩戴OpenAI訪客證的照片。
他把照片發到社交平臺,配文說,這是自己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戴這個東西。兩天前還在管理公司的CEO,要以客人身份進門談自己的去留。
這一次,他並不缺支持者。
布羅克曼已經宣布離職。微軟表示願意接納奧特曼及其團隊。11月20日,聯名要求董事會辭職、恢復奧特曼職務的員工人數超過700。員工在信裏說,如果要求不能得到滿足,他們可能離開OpenAI,加入微軟的新團隊。
籤名者中,還有蘇茨克維。他公開表達了對參與董事會行動的後悔,希望幫助公司重新團結。
局面在這裏發生了根本變化。
董事會能夠任免CEO,卻無法要求工程師和研究人員繼續留下。微軟的接納意願,又讓集體離職有了現實去處。
一旦大批核心員工離開,研究、開發和交付都會受到衝擊。董事會即使守住了職位,也可能失去一支能夠執行其決定的團隊。
這場反轉,並不能簡單解釋爲創始人的個人魅力獲勝。員工對公司的判斷、自己的職業選擇、產品的前景,以及微軟的商業利益,在這一刻集中到了奧特曼身後。
11月21日,美國當地時間,OpenAI宣布就奧特曼回歸達成原則性協議,並將重組董事會。11月29日,公司正式發布他重任CEO的消息。
從被罷免到達成回歸協議,只有四天。
2024年3月,OpenAI公布其委託開展的審查摘要,將這場風波的起因歸結爲原董事會與奧特曼之間的信任破裂,並稱原董事會沒有預料到罷免會使公司陷入如此嚴重的動蕩。
這份事後說明,恰好點出了董事會當時沒有處理好的問題:它準備好了解除一個人的職務,卻沒有準備好接住這個決定對整個組織的影響。
1985年的喬布斯未能爭取到足夠支持,失去經營權。2023年的奧特曼則在被罷免後,仍然擁有足以改變結果的支持。
CEO的頭銜可以在一場會議上被拿走。讓團隊繼續跟隨誰,要看會議室之外發生什麼。
黃仁勳之後,誰來拍板?
黃仁勳留給接任者的,是另一種難題。
他帶領英偉達走過了33年。公司經歷過早期圖形芯片路線的挫折,也在遊戲市場之外,逐漸建立了通用計算能力。
2006年,英偉達公布CUDA架構,將GPU的並行計算能力向科學與研究領域打開。2012年,AlexNet的突破展示了GPU在深度學習中的價值。再往後,大模型的興起讓多年積累的軟件、工具和開發者生態,成爲英偉達的重要競爭優勢。
這些成績,也不斷增加黃仁勳在組織裏的分量。
當一個人曾經帶領公司跨過幾次技術轉折,他下一次提出一個尚未被市場證明的方向,就更容易獲得資源和耐心。團隊既在判斷項目,也在判斷提出項目的人。
這種信任很難與CEO職務一起,直接交給下一任。
黃仁勳的管理方式又加深了這一點。在2024年的Stripe訪談中,他說,英偉達有60名領導團隊成員直接向自己匯報。他強調減少層級、共享信息,自己則把時間投入需要解決的問題和新的想法。
這套安排縮短了信息傳遞路徑,也對處在中心的人提出了很高要求。
接班因此涉及兩件同時發生的事:找到一個CEO,以及重新安排那些長期由黃仁勳本人承擔的決策。
克雷斯自2013年加入英偉達,參與了公司向AI基礎設施供應商轉變的過程。長期負責財務,意味着她熟悉投入、客戶、運營與資金安排。僅憑她的財務背景,就斷言英偉達會變得保守,缺少依據。
科萊特·克雷斯。
她需要面對的實際問題,是如何與既有技術團隊一起完成這次交接,又如何讓客戶和員工相信,關鍵決定依然有人負責。
黃仁勳留下的也並非一片空地。產品路線、研發團隊、軟件生態和客戶關系,都由大量員工共同建立。公司有繼續執行既定計劃的基礎。
英偉達董事會在公告中強調,運營、客戶承諾和產品路線將繼續推進;同時,公司會從內部和外部尋找正式CEO。
眼前的交付,只是第一道考驗。
更難的時刻,會出現在下一次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一個新方向尚無明確收入,一條成熟業務仍然賺錢,研發團隊希望繼續投入,經營團隊則要求看到回報。公司究竟把資源放在哪裏,願意等待多久?
黃仁勳曾經憑借專業判斷和長期積累的威望,推動過這樣的選擇。接任者需要建立自己的判斷,也需要讓組織接受,這些選擇今後可以由另一套協作方式完成。
接任者還需要在必要時修正黃仁勳留下的判斷。延續一條成功的路線,與決定何時離開這條路線,需要的支持並不相同。管理層和董事會要爲後一種情況做好準備。
具體採用什麼辦法,仍要由英偉達決定。但一項現實任務已經擺在面前:把人們習慣去問黃仁勳的問題,交給一個能夠持續作出回答的組織。
外界容易看見發布會換了主講人、財報電話會換了回答者。更深的變化發生在內部:誰能否決一個項目,誰能替一項長期投入爭取時間,出現分歧時,誰的話會被接受。
喬布斯、卡蘭尼克、諾伊曼和奧爾特曼的故事,最終都走到了這裏。職位背後,站着具體的人、資金和業務;這些支持改變時,創始人的權力也會改變。
對黃仁勳離任的原因,目前仍應等待更多事實。對英偉達而言,接下來的經營卻不能等待一個完整的歷史結論。
芯片要繼續開發,客戶要繼續服務,下一個技術方向仍然需要有人作出判斷。
11月12日的8-K文件沒有回答,誰能接過黃仁勳33年積累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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