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內容
科技前沿

殺豬盤用上了AI,騙局開始批次生產

「核心提示」

殺豬盤換上AI引擎,普通人防不勝防。

作者 | 高澤

編輯 | 邢昀

在一個交友軟件上聊了幾天,對方始終回復及時,話題也越聊越熟,甚至願意通一個視頻通話。如果你遇到這種場景,肯定不會懷疑對方是AI。

但最近AI龍頭玩家Anthropic發布的一份報告,揭開了另一種可能。

這份報告中,一家位於中國的應用開發工作室運營了20多款交友應用,對外聲稱用戶交流的對象都是真人,實際卻在匹配列表中混入大量由Claude驅動的AI人設;真人兼職人員則負責視頻通話等AI難以完成的環節。

在2026年4月的兩周觀察期內,Anthropic發現超過4700個AI人設與至少2.5萬名不同用戶交談。應用裏的匹配和聊天會消耗額度,用戶需要購買代幣繼續使用。

在這個案例中,AI成爲“崩老頭”這種情感套利詐騙局的重要工具,負責日常運營,真人只在需要證明“確實存在”時才出現。

當AI不僅能僞造一張臉、一段聲音,還能低成本、長時間地維持一段足以讓人付費的關系,殺豬盤也進入AI時代。過去依靠大量業務員熬夜陪聊的地下作坊,正在轉向一套由模型、真人和收費機制接力運轉的系統。

1、AI殺豬盤,四類套路圍獵普通人

AI正在成爲詐騙的工具。經濟觀察報援引公安部2026年9月通報顯示,全國已偵破AI換臉類詐騙案件逾300起,涉案金額突破5億元,單案最高達2000萬元。

技術降低犯罪門檻之後,詐騙的欺騙手段變得更加立體多元。

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曾在新聞發布會上披露了一個案例。實施AI語音詐騙的主犯身處境外,從犯負責境內線下配合工作。從犯上門來到獨居老人家中撥通電話,境外不法分子利用AI擬聲技術模擬老人孫子的聲音,利用隔輩親情獲取信任,先後騙取三名老人共計6萬元。

詐騙分子不必讓AI從頭到尾完成一場騙局。一個換臉視頻、一段合成的聲音,或是一組用來引流的人物素材,只要出現在取得信任的關鍵時刻,就可能改變受害人的判斷。

公開案例顯示,AI已被用於婚戀交友、虛假投資、冒充親屬和情感售貨等不同場景,但它在每起事件中承擔的角色並不一樣。

其中,情感婚戀類詐騙也就是圈內俗稱的“崩老頭”。

2025年,上海市閔行區檢察院辦理的一起案件中,一個犯罪團夥用AI生成美女視頻引流,先包裝人設,然後僞造病歷和證件獲取信任,短短一年間15名被害人累計被騙171萬餘元,最終主犯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

上海蘭迪(廣州)律師事務所刑事律師楊珂介紹,很多不法分子利用AI批量生成帥氣軍官、富家千金、完美大叔、投資導師等虛擬人設,瞄準40‑70歲有積蓄、情感存在缺口的羣體實施情感套利,當婚戀套路和投資誘導相互嵌套時,傷害會成倍放大,受害者會同時承受財產損失與情感打擊。

而投資理財類詐騙,造成的單筆財產損失可能最高。

詐騙分子綁定AI量化交易、智能選股、虛擬貨幣等熱門概念,用AI數字人僞裝分析師直播,誘導受害者下載後臺數據可以人爲篡改的仿冒APP。平臺會僞造漂亮的盈利數據,部分團夥還會開放小額提現獲取用戶信任,等到受害者投入大額資金,便直接關閉提現通道實現非法佔有。

深耕經濟犯罪領域多年的律師劉宗信指出,這類詐騙裏普遍存在的“沉沒成本心理”,會帶來二次收割。很多受害者已經投入一筆錢卻無法提現,會自我催眠“再投一筆就能全部取出”,繼而越陷越深。

利用AI冒充熟人、公職人員詐騙,主打一個快速設好圈套。

詐騙分子借助語音克隆復刻親屬聲紋,依靠AI換臉僞造熟人視頻,編造車禍、被拘留急需用錢等緊急事由;或是冒充公職人員,謊稱當事人涉嫌違法,再安排線下車手上門收取現金,線上欺騙和線下收款相互配合完成騙局。

前述最高法發布的AI擬聲詐騙老人案,就是這類模式的典型。

還有一類,利用AI引流賣貨,或者用AI生成虛擬銷售人設,羣聊內大量AI機器人充當“託兒”,制造搶購火爆的假象,最終誘導消費者以數倍甚至數十倍於市場價的價格完成購買。

這種商品銷售擦邊型詐騙,也是民刑邊界最爲模糊的一類,因爲犯罪分子售賣的貨品本身具備合法屬性。

2、用AI技術博取信任

對比傳統殺豬盤,AI時代的殺豬盤裏更核心的是,利用AI技術來建立信任。

“傳統殺豬盤高度依賴人力,業務員精力有限,只能同時對接少量受害者;AI依靠算力實現批量養號、自動對話回復,詐騙邊際成本幾乎歸零。”劉宗信律師分析道。

過去人工聊手打造的人設往往單薄,一旦需要視頻通話就極易穿幫。而AI可以完成全感官僞造,除輸出聊天話術,還能批量生成假病歷、假身份證、假轉賬流水,形成一套能夠互相印證的虛假證據鏈,復制成本極低。

AI還可以模擬真人打字的延遲效果,自主記憶對話細節、主動開啓新話題,絕大多數前期情感鋪墊工作,都可以脫離人工獨立運行。

受害者畫像也在發生明顯變化。傳統認知裏殺豬盤主要瞄準貪圖小利的老年人,如今受害者範圍持續擴張。中老年依舊屬於高危羣體,但不少擁有一定文化水平、手握資產、存在情感或者投資需求的中青年,同樣會落入圈套。

劉宗信律師結合辦案經歷談到,還有一部分受害者,出於羞恥心理,或是參與了本身不受法律保護的虛擬貨幣交易,即便被騙也選擇隱忍不報。他接觸過一起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件,行爲人取現的涉案金額高達數百萬元,但前來公安機關報案的受害人寥寥無幾。這也意味着,真實受害規模要高於公安的報案統計數字。

地域層面,傳統電信詐騙團夥多聚集在東南亞。AI弱化了地理條件的約束,美洲、非洲、中東多地都出現同類詐騙集團。詐騙軟件、服務器大多部署境外,進一步加大國內偵查取證的難度。

3、詐騙行業,建立“賽博流水線”

兩位律師向《豹變》一致表示,AI殺豬盤已經演變爲一套高度模塊化的黑灰產流水線,不同團夥分工協作,鏈條上的參與者,未必完整參與詐騙的全部流程。

整個鏈條始於技術工具供給。相關主體對外輸出AI換臉、語音克隆、批量賬號生成、自動聊天機器人等工具,爲整套騙局提供技術底座,支撐音視頻僞造、大批量賬號運維。一個操作人員就可以同時管控上百個虛假賬號,批量輸出各式各樣的虛擬人設。

緊隨其後的是人設引流環節。運營團隊借助AI批量制作虛假人設的短視頻、朋友圈素材,在短視頻、社交平臺投放,篩選存在情感訴求、投資意願的潛在受害者,再將目標從公開平臺導流至私人聊天窗口。

第三個環節是AI疊加人工的話術實施。AI生成成套話術包,承擔九成左右的日常情感鋪墊聊天;鋪墊完成、臨近大額轉賬的收割節點時,切換人工聊手上場完成關鍵勸說。

資金洗錢是鏈條當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大量案件中,不法分子優先選擇虛擬貨幣洗白贓款,通過冷熱錢包反復切換、多輪混幣操作,不斷混淆資金追蹤路徑。

鏈條的末端是境外資產轉移。洗白後的贓款被轉移出境;部分國內涉案人員,會選擇在案發前出境、移民,以此規避國內司法管轄。

模塊化分工,也帶來復雜的法律定性難題。對於鏈條不同位置的參與者,司法實踐以行爲人的主觀認知程度作爲核心判斷標尺。

楊珂律師解釋,司法實踐中,同一AI詐騙鏈條中提供工具、技術、服務等幫助的上下遊環節人員,因“主觀明知程度”不同,可能會導向量刑懸殊的不同罪名。如果相關人員具體明知幫助他人實施詐騙犯罪,事先通謀或者形成較爲穩定配合關系的,一般以詐騙罪共犯論處,對應法定最高刑爲無期徒刑。

如果相關人員僅僅是概括性認識到幫助他人實施了網絡犯罪活動,但不清楚犯罪細節、參與程度不深、合作臨時偶發、不參與分成、僅提供通用型技術,可能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對應法定最高刑爲三年有期徒刑。

楊珂律師還提及,因上下遊環節人員“行爲類型”的不同,還可能涉嫌其他犯罪,如僞造身份證件罪、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甚至是洗錢罪。

需要釐清的是,雖然AI詐騙惡性事件頻發,但AI僅被評價爲犯罪手段或工具,而非我國刑法明文規定的法定從重量刑情節。詐騙罪裁判依舊以涉案金額作爲核心量刑依據,不會僅僅因爲作案工具是人工智能,就直接加重刑罰。

商品銷售擦邊類案件,民刑邊界的判定尤爲棘手。

貨品本身合法,形式上具備交易合同與實物交付,外觀和普通民事買賣高度接近。楊珂律師提出實務中的判斷邏輯:首先比對貨品進貨成本、加工成本與實際售價,看售價和商品真實市場價值是否存在巨大懸殊;其次考察行爲人的主觀目的,結合消費糾紛發生後商家是否願意積極退款彌補損失,輔助判斷非法佔有目的是否成立。

“正常市場經營允許合理利潤浮動,但成本畸低的商品,以千百倍乃至萬倍價格售賣,虛構功效、品質或用途等,同時搭配大量AI‘託兒’虛構搶購氛圍,往往伴隨較高的詐騙犯罪風險。”

AI深度僞造,也徹底改變了偵查取證的工作邏輯。傳統電信網絡詐騙,偵查重點是固定聊天記錄、通話錄音、銀行流水等客觀留存材料。而AI殺豬盤案件中,音視頻、截圖、文檔都存在深度僞造的可能性,偵查重心從“固定記錄證據”轉向“鑑別證據真僞”。

“AI僞造內容肉眼愈發難以分辨,辦案人員需要委託專業第三方鑑定機構開展深度僞造鑑定。”楊珂律師表示。

近年針對圖像、音頻等領域的合成鑑僞檢測不斷有行業標準、國家標準出臺,但標準體系覆蓋存在結構性不均衡,且不同機構、人員貫標和能力驗證參與情況參差。更深層的問題是,檢測技術所依賴的底層取證假設,在生成技術迭代中被逐步侵蝕。這意味着,即便程序合規、資質齊備,鑑定意見的技術可靠性本身仍面臨系統性挑戰。

與此同時,大量AI生成僞造痕跡存儲於境外服務器,國內偵查機關很難調取原始數據,進一步抬高證據固定的門檻。

4、如何應對AI詐騙

AI殺豬盤的治理,不能只依靠公安機關的事後打擊。

在技術供給端,大模型企業成了風險防控的“源頭責任人”。目前,國內還沒有出臺十分細化、可落地執行的AI行業合規指引,現有制度更多偏向市場準入層面。這一環節更多依靠企業聘請專門的合規人員,避免自己陷入相關的刑事案件的風險。

楊珂律師表示,法律天然帶有滯後屬性,AI犯罪手法迭代速度很快,立法與行業規範很難提前預判全部新型犯罪手段。因此,AI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企業保持技術中立、主動隔離風險具有現實必要性,但“技術中立”並非免責理由,實踐中義務邊界通常以企業的風險控制能力爲標尺,要求企業對可低成本識別的異常調用承擔監測預警義務,落實內容生成安全管控義務。

對於普通網民,建立識別意識、守住轉賬關口,是抵御AI殺豬盤的核心防線。

“不少詐騙分子會誘導受害者卸載國家反詐中心APP,以順利完成詐騙活動,這本身就是高風險信號。”楊珂律師建議,不要卸載國家反詐中心APP、提高自身警惕性。面對網絡視頻通話,如果對方身份存疑,可以要求對方完成摸耳朵、轉頭等復雜動作,或是提問只有雙方知曉的共同過往,以此核驗身份真僞。同時摒棄投機幻想,凡是網絡上宣稱穩賺不賠、保本高額回報、手握內幕消息的投資話術,都要保持高度警惕。

楊珂律師特別提醒,如果騙子誘導使用閱後即焚類軟件,需要第一時間固定軟件內部全部內容,不要刪除、修改原始記錄。整理材料之後盡快前往當地派出所報案,也可以通過國家反詐中心APP提交案件線索。

針對詐騙罪被害人如何追贓挽損,楊珂律師特別提醒:

1.受害者發現被詐騙後,第一時間可以撥打110、96110等報警電話,或通過國家反詐中心APP提交案件線索;

2.及時聯系支付渠道客戶阻斷資金流轉;

3.固定能夠反應被詐騙錢款過程的聊天記錄、通話錄音、支付記錄等原始載體,如被誘騙使用閱後即焚類軟件,需要第一時間固定軟件內容,不要刪除、修改原始記錄;

4.整理材料之後,盡快前往當地派出所報案;

5.只有通過正規司法渠道才能實現追贓挽損,不要相信任何網絡“黑客”“平臺客服”,避免被二次詐騙。

兩位律師均提醒,刑事案件當中贓款追回主要依靠司法機關追繳、責令退賠。網絡上宣稱可以通過黑客、私人客服幫你追回被騙錢款的人員,幾乎全部屬於二次詐騙,追贓挽損唯一正規渠道就是公安機關刑事辦案流程。

About Us · 關於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