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5 年,30 歲的喬布斯被逐出自己創辦的蘋果。41 年後,63 歲的黃仁勳也告別了與他幾乎畫上等號的英偉達。
硅谷再一次撞上那個熟悉的商業母題:當一家公司的技術血脈、組織意志和未來想象,都與一位傳奇創始人深度綁定,在失去掌舵人之後,這臺龐大的機器將駛向何方?
2026 年 11 月 12 日,英偉達宣布黃仁勳辭去總裁、首席執行官及董事職務,由首席財務官科萊特·克雷斯出任臨時 CEO。自 1993 年創立公司以來,這位執掌英偉達 33 年的靈魂人物,第一次交出了控制權。董事會在一份措辭平靜的公告中強調,公司的運營、客戶承諾和產品路線圖將繼續推進。
表面上看,這是一場源於突發個人爭議與獨立調查的倉促離場;但在硅谷深水區的觀察者眼中,這更像是一場針對超級創始人蓄謀已久的精密圍獵。
復盤整場風波,每一步都踩在極其致命的節點上:先是塵封多年的爭議被精準曝光,主流財經媒體的深度調查與社交網絡的道德審判在數小時內同步引爆;緊接着,機構股東以“公司治理與合規風險”爲由向董事會密集施壓,外部獨立調查迅速啓動;在黃仁勳尚未完全騰出手反擊之前,早已準備好的過渡方案便已擺上桌面,在短短數日內完成了權力的無縫切割。整個過程嚴絲合縫,沒有留給這位強勢創始人任何喘息與斡旋的餘地。
這場圍獵的真正誘因,或許恰恰源於黃仁勳自己親手締造的輝煌。
當英偉達跨越數萬億美元市值、扼住全球 AI 算力的咽喉,它早已不再只是一家科技公司,而是各方資本與權力競相爭奪的帝國底座。在華爾街和部分利益方眼中,開疆拓土的草莽時代已經結束,接下來是瓜分穩態紅利的守成期。而黃仁勳,成了這盤精密資本棋局裏最大、也最危險的“不可控變量”。
對蘋果而言,這個問題曾花了 11 年、付出了瀕臨破產的代價才試出答案。1997 年喬布斯重返蘋果,開啓了商業史上最著名的復興。後人因此習慣把 1985 年的出走視爲“王者歸來”的序幕,但在 1985 年落幕的那一刻,設局者們以爲接管了未來,沒有人知道故事會這樣發展。
如今,黃仁勳也站在了這樣的歷史懸念之中。
而要理解他究竟給英偉達留下了怎樣的底色,又會如何面對這場未知的風暴,我們需要先回到他還沒有英偉達的時候。一切的起點,不在聖克拉拉的玻璃幕牆裏,而在半個世紀前肯塔基州深山那間彌漫着漂白粉氣味的男生宿舍裏。
阿巴拉契亞的殘酷物語
在硅谷的創業神話裏,人們習慣了由名校輟學生書寫的天才故事——史蒂夫·喬布斯、比爾·蓋茨、馬克·扎克伯格,他們大多出生在相對安穩的美國本土環境,帶着某種“生而爲王”的救世主情結去重塑世界。
黃仁勳的人生劇本,從第一頁起就寫滿了流亡、誤判與叢林法則。
1963 年 2 月 17 日,黃仁勳出生於臺灣省臺南一個嚴謹的中產知識分子家庭,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二。父親黃興泰畢業於成功大學化學工程系,是一位嚴謹甚至有些嚴苛的化學工程師;母親羅採秀則出身於臺南望族,受過良好的師範教育。上世紀 60 年代末,黃興泰受聘於跨國企業開利空調(Carrier),舉家遷往泰國曼谷。
在黃仁勳童年的最初記憶裏,曼谷的生活是優渥甚至略帶熱帶殖民地風情的。然而,好景不長。70 年代初,越戰的陰雲外溢,曼谷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與軍事政變,街頭時常傳來槍聲與爆炸聲,裝甲車隆隆駛過社區。在一個悶熱的夜晚,爲了讓孩子們見識科學的力量(或者是爲了在動蕩的年代給男孩們一點粗糲的刺激),父親往自家後院的遊泳池裏倒進了一整桶高揮發性的汽油,隨後扔進了一根點燃的火柴。
“轟”的一聲巨響,騰起的巨大火球瞬間撕裂了曼谷的夜空,水面上燃燒的烈焰熱浪逼人,兩個年幼的男孩站在泳池邊,臉龐被火光映得通紅,目瞪口呆。多年後,黃仁勳回憶起那一幕時說,那是他 9 歲之前對這個世界最直觀的記憶:能量是狂暴且隨時可能失控的,唯有將其鎖進精密的容器裏,才能避免被其吞噬。這個發生在曼谷後院泳池裏的意象,在半個世紀後演化成了英偉達對每一顆芯片功耗與算力的極致掌控。
曼谷日益惡化的局勢讓父母做出了一個破釜沉舟的決定:把孩子送去美國。在此之前,父親曾因公被派往紐約州雪城(Syracuse)參加過一次開利空調的工程師培訓,那個年代的美國中產階級生活圖景深深震撼了這位中國工程師。回到曼谷後,夫妻倆立下誓言,無論付出多大代價,都要把兩個兒子送到大洋彼岸。
從 7 歲開始,自己根本不懂英文的母親羅採秀,每天晚上喫完晚飯後,都會準時把兄弟倆叫到餐桌前。她手裏拿着一本厚重的韋氏詞典,隨機翻開一頁,閉着眼睛用手指點出十個單詞,然後用自己完全不標準的閩南語腔調英語,逼着兩個孩子拼讀、背誦、默寫。她甚至不知道這些生僻單詞在日常口語中是否用得上,但她以一種近乎悲壯的母愛堅信,只要把這本字典啃下來,她的兒子就能在那個遙遠的國度活下去。
1973 年冬天,9 歲的黃仁勳和 10 歲的哥哥黃仁傑,脖子上掛着寫有姓名和轉機信息的硬紙牌,提着兩只塞滿衣物與臺灣泡面的大皮箱,獨自登上了飛往美國的泛美航空班機。迎接他們的,不是紐約的摩天大樓,也不是加州的海灘,而是美國最貧瘠、最閉塞的角落——肯塔基州東南部的克萊縣(Clay County),阿巴拉契亞山脈深處的奧奈達(Oneida)。

2019 年 8 月 2 日,黃仁勳與妻子洛麗回到奧奈達浸信會學院,參加黃仁勳樓啓用活動。來源:Oneida Baptist Institute 校刊 2019 年 9—10 月號
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烏龍。當時剛剛移居美國華盛頓州的舅舅,受姐姐之託爲外甥尋找寄宿學校。舅舅在一本基督教宣傳冊上看到了“奧奈達浸信會學院(Oneida Baptist Institute)”,誤以爲這是一所風景優美、管理嚴格的傳統私立教會名校。實際上,奧奈達所在的克萊縣是全美人均收入最低的貧困縣之一,這所學校成立於 1899 年,初衷是爲了終結當地家族之間血腥的持槍械鬥,到了 70 年代,它已經演變成一所專門接收全美各地被公立學校開除、有暴力傾向或家庭破碎的問題少年的準感化院。
當兩個留着鍋蓋頭、只會說幾句蹩腳英語的亞裔小男孩走進奧奈達校園時,他們仿佛掉進了一個 19 世紀的蠻荒世界。學校坐落在肯塔基河的支流旁,四周是連綿不斷的原始森林與廢棄煤礦,鎮上通往外界唯一的橋是一座搖搖欲墜的獨木吊橋。這裏的白人少年大多來自底層礦工或伐木工家庭,滿嘴粗口,人人兜裏都揣着一把折疊刀,課間休息時的娛樂就是聚衆抽煙和把看不順眼的人按在泥地裏毆打。
因爲黃仁勳只有 9 歲,還不到入讀中學的法定年齡,學校把他塞進了奧奈達鎮上的一所公立小學,而住宿則留在學院的高年級男生宿舍裏。每天去小學上課,9 歲的黃仁勳必須獨自穿過那座橫跨湍急河面、木板已經腐朽殘缺的百米吊橋。山區的冬雨淋溼了破舊的麻繩,腳下是咆哮的河水,身後則是當地少年投來的石塊與針對亞裔面孔的怪叫聲。
分宿舍的那天,9 歲的黃仁勳推開吱呀作響的木門,看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室友——一個 17 歲的當地少年。當時那個少年正赤裸着上身坐在鐵架牀上,身上纏滿了滲血的紗布,皮膚上刺滿了粗糙的紋身。就在幾天前,他在一場校外鬥毆中被人用匕首捅了七刀,剛剛從醫院撿回一條命。更糟糕的是,這位 17 歲的硬漢是個徹底的文盲,連自己的名字都拼不利索。
恐懼在第一晚攫住了 9 歲的黃仁勳。他蜷縮在硬邦邦的鐵架牀角落裏,聽着窗外山風呼嘯和隔壁宿舍傳來的咒罵聲,但他死死咬住嘴脣沒有哭出一聲——在那個弱肉強食的地方,眼淚是最快招致霸凌的催化劑。幾天後,這個早熟的中國男孩和滿身刀疤的室友達成了一筆改變命運的交易:每天熄燈前,黃仁勳借着微弱的臺燈光,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教這位 17 歲的老大哥認字、讀課本;而作爲回報,這位全校沒人敢惹的惡霸成了黃仁勳的貼身保鏢,並每天逼着瘦弱的黃仁勳做 100 個俯臥撐和引體向上。
在奧奈達的兩年裏,學校實行半工半讀的軍事化管理。哥哥黃仁傑被分到了鎮上的煙草農場,每天頂着烈日掰煙葉、抓煙草蟲,滿手都是黑綠色的焦油;而身材瘦小的黃仁勳,則被分配到了整棟男生宿舍最髒、最苦的差事——每天放學後,獨自打掃全樓三層所有的公共廁所。沒有橡膠手套,沒有現代化的潔廁靈,只有一把掉毛的硬板刷、一桶刺鼻的漂白粉和冰冷刺骨的山泉水。幾十個正值青春期、生活習慣極其惡劣的不良少年留下的排泄物、嘔吐物和煙頭,每天都在等着這個 9 歲的孩子去清理。

2019 年 8 月,奧奈達浸信會學院黃仁勳樓啓用後的參觀現場。該樓爲新建女生宿舍及教學樓,並非黃仁勳 1970 年代居住的舊男生宿舍。來源:Oneida Baptist Institute 校刊 2019 年 9—10 月號,第 1 頁
“爲了不讓自己吐出來,你必須學會屏蔽掉嗅覺,然後專注於一個問題:怎樣用最少的刷洗次數,把瓷磚縫裏的黃漬徹底鏟除。”多年後,黃仁勳對身邊的高管提起這段往事時,語氣平靜得像是在討論一塊晶圓的蝕刻良率。
幾十年後,當黃仁勳站在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的講臺上說出“我刷過的馬桶比你們所有人見過的加起來都多”時,臺下爆發出一陣哄笑;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跪在冰冷瓷磚上的那些日夜,如何在他的人格底層鍛造出兩塊不可磨滅的鋼印:
其一,徹底剝離虛榮的實用主義——“這世上沒有哪份工作是低於你身份的(No job is beneath me)。”當你在陰溝裏時,體面與自憐一文不值,唯有把當下的髒活幹到極致,才能換取生存的空間;其二,對不安全環境的永恆戒備——這個世界從來不是溫情脈脈的禮堂,而是一座隨時會亮出匕首的感化院,一旦你放松了警惕,獵手就會在暗處撲上來。
乒乓球、洗碗槽與暴風雪夜的誓言
1975 年,黃仁勳的父母終於辦妥了移民籤證,定居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郊區的比弗頓(Beaverton),兄弟倆得以逃離肯塔基州的深山,進入當地的阿洛哈高中(Aloha High School)就讀。如果說奧奈達教會了黃仁勳如何在絕境中求生,那麼波特蘭的青少年時期,則徹底釋放了他骨子裏那種近乎偏執的勝負欲。
初到波特蘭時,身材矮小、帶着口音的黃仁勳依然是校園裏的邊緣人。直到有一天,他走進了波特蘭市中心的一家乒乓球俱樂部。俱樂部的主人很快發現,這個華人少年身上有一種令人驚訝的專注力。由於家裏並不寬裕,買不起昂貴的專業球拍和繳納高昂的訓練費,13 歲的黃仁勳向俱樂部老板提出了一個請求:他每天放學後負責把球館裏所有的木地板拖幹淨、把散落在各個角落的幾百個乒乓球撿回筐裏、擦拭所有的球臺;作爲交換,老板允許他在閉館前的兩個小時裏免費練球。
他不是爲了強身健體而打球,他是把乒乓球當成了一門精密工程學來研究。他反復琢磨手腕旋轉一毫米對弧圈球落點的影響,每天對着牆壁和發球機揮拍數千次,直到右臂酸痛到拿不起筷子。僅僅兩年後,15 歲的黃仁勳一路殺進全美乒乓球公開賽(U.S。 Open),在底特律的賽場上奪得了青年組雙打季軍,並登上了美國權威體育雜志《體育畫報》(Sports Illustrated)的版面。
也是在 15 歲這一年,爲了給自己攢下讀大學的學費,黃仁勳走進了離家不遠的一家 Denny’s 餐廳。Denny’s 是美國最典型的底層大衆消費場所:紅白相間的塑料卡座,24 小時不熄滅的霓虹燈,菜單上永遠是幾美元就能管飽的煎蛋、培根、哈希薯餅和可以無限續杯的劣質美式咖啡。
黃仁勳從最底層的後廚洗碗工幹起。站在蒸汽彌漫、油污橫流的洗碗槽前,他再次展現出了在奧奈達刷馬桶時的“極客精神”:他自己設計了一套流水線作業法,把盤子、刀叉、咖啡杯按照油膩程度分類浸泡,計算高壓水槍衝洗的最短路徑,硬生生把自己洗碗的速度提升到了餐廳歷史上的最高紀錄。不久後,店長決定把這個手腳麻利的亞裔小子提拔到前廳,擔任巴士男孩(Busboy,負責清理桌面)兼候補服務生。
這對當時的黃仁勳來說,是一場心理上的巨大酷刑。他天生是個極度內向、害羞的孩子,在學校裏除了討論數學題和打球,幾乎不敢直視陌生人的眼睛,更別提主動和人攀談。但在 Denny’s 的夜班時段,由不得你害羞。坐在卡座裏的,是剛剛下班、滿身疲憊與火氣的伐木工人、長途卡車司機和醉醺醺的夜貓子。如果煎蛋多熟了一分,或者咖啡續杯慢了半分鍾,迎面而來的就是咆哮與粗口。
“我記得我第一次端着裝滿十幾個沉重瓷盤的託盤走向顧客時,雙腿一直在不受控制地發抖。”黃仁勳後來回憶道。爲了克服恐懼,他逼着自己去觀察每一個顧客的微表情:誰想要安靜,誰想要找人聊天,誰的咖啡杯見底了需要立刻出現。他學會了在被顧客無理指責時,不辯解、不逃避,第一時間微笑着承認錯誤並端上一份免費的煎餅;他更學會了如何在廚房出餐延誤、前廳亂作一團的高壓時刻,同時在腦海裏清晰地調度七八張桌子的需求。正是 Denny’s 的五年打工生涯,把這個羞怯的亞裔極客,鍛造成了日後在 GTC 舞臺上控場兩小時不看提詞器的超級演說家。
1980 年,提前兩年高中畢業的黃仁勳考入俄勒岡州立大學(OSU),主修電氣工程。在大一的基礎工程課上,全班有 250 名學生,其中只有 3 名女生。黃仁勳的目光鎖定在了那個留着一頭棕發、性格溫和的白人女孩洛麗·米爾斯(Lori Mills)身上。這個在 Denny’s 練就了一身膽量的少年,在面對心儀的女孩時,骨子裏的理工男笨拙又全部冒了出來。
他暗中觀察了洛麗好幾個星期,終於在一個周五的下午攔住了洛麗,憋紅了臉說出了那句著名的搭訕詞:“你想看看我的家庭作業嗎?如果你願意每個星期天都跟我一起做作業,我向你發誓,你這學期的每門課都能拿 A。”

黃仁勳與妻子洛麗合影。兩人在俄勒岡州立大學讀書時相識。來源:俄勒岡州立大學
在大學的計算機實驗室裏,黃仁勳第一次接觸到了早期的邏輯電路設計與微處理器架構。每當看到自己編寫的指令通過硅片上的晶體管轉化爲屏幕上的信號時,他都感到一種近乎戰慄的興奮。求婚發生在幾年後的一個聖誕夜。在漫天飛雪中,黃仁勳開着一輛破舊的二手車帶洛麗回家,興奮地對她說:“等我 30 歲的時候,我一定會擁有一家屬於自己的公司!”結果話音未落,車子在冰面上打滑失控,一頭撞毀在路邊的雪堆裏,兩人狼狽地從變形的車廂裏爬出來,大難不死。
1984 年畢業後,21 歲的黃仁勳攜妻子洛麗南下硅谷,先後在 AMD 擔任微處理器設計師,並在 LSI Logic 歷練八年。在 LSI Logic,起初醉心於底層電路設計的黃仁勳發覺,單純畫圖紙無法決定產品的生死,於是主動申請調往沒人願意去的銷售與市場部門,從底層芯片架構師一路做到統管片上系統(SoC)業務的銷售與市場高管,同時利用下班後的深夜時間在斯坦福大學拿下了電氣工程碩士學位。
這段經歷讓他成爲硅谷極爲罕見的“兩棲物種”:他既能鑽進千萬行硬件代碼裏挑出邏輯漏洞,又深諳如何把平平無奇的沙子包裝成客戶願意掏出支票簿的商業故事。至此,一個標準的新移民逆襲故事似乎已經寫到了圓滿的句點。
2024 年 4 月 12 日,黃仁勳夫婦在俄勒岡州立大學參加協同創新中心奠基活動。來源:俄勒岡州立大學,NVIDIA 官方博客刊載
距離破產 30 天
如果故事停留在 1992 年底,29 歲的黃仁勳不過是硅谷千千萬萬個年薪豐厚的亞裔芯片高管之一——他在聖何塞買下了寬敞的房子,有了一雙可愛的兒女,拿着豐厚的期權。改變命運的轉折,源於他骨子裏對平庸生活的恐懼,以及兩位失意的技術狂人。
1992 年底,太陽微系統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兩位頂尖圖形架構師克裏斯·馬拉科夫斯基(Chris Malachowsky)和柯蒂斯·普裏姆(Curtis Priem),因內部政治鬥爭遭到冷落,萌生了辭職創業的念頭。兩人都是寫代碼與畫電路的怪才——柯蒂斯是個可以連續幾天幾夜不睡覺、把自己關在黑屋子裏寫幾萬行 Verilog 硬件描述語言的奇才;克裏斯則是對電路物理極限有着強迫症般追求的硬件大師。但他們兩個有一個共同的致命弱點:完全不懂商業運營與市場銷售。於是,他們找上了在業務往來中結識的 LSI Logic 年輕高管黃仁勳。
1992 年深秋到 1993 年初,爲了避開原東家耳目,三個男人每天清晨 7 點準時碰頭,地點選在了聖何塞 Berryessa 路邊的一家 Denny’s 餐廳——就在幾個月前,餐廳外剛發生過幫派槍戰,牆上的彈孔還清晰可見。在無限續杯的廉價黑咖啡與淋滿糖漿的煎餅旁,黃仁勳與兩位合夥人在油膩的餐巾紙上勾勒出 3D 圖形芯片的構想,拍板成立一家專注於 PC 端 3D 圖形加速芯片的公司。
在給公司起名時,三人從柯蒂斯習慣用來命名機密文件夾的前綴“NV”(Next Version)出發,翻開拉丁語詞典,找到了意爲“嫉妒”的單詞 Invidia——古羅馬神話中的嫉妒女神,傳說她長着一雙綠色的眼睛。他們去掉開頭的字母 I,將公司定名爲 NVIDIA,並採用綠眼作爲 Logo:“我們要做出讓所有同行嫉妒得發綠的產品!”
2023 年 9 月 26 日,黃仁勳與 Denny’s 時任 CEO Kelli Valade 在聖何塞餐廳參加紀念活動。這裏是英偉達創始團隊商議創業的地點。來源:Don Feria / AP Images for Denny’s,NVIDIA 官方博客刊載
1993年4月5日,黃仁勳剛滿 30 歲,也是他當年在暴風雪之夜向妻子洛麗許下“30 歲擁有一家自己的公司”諾言的最後期限。他兜裏揣着幾百美元現金,與兩位合夥人各出資 4 萬美元注冊成立了英偉達,隨後走進 LSI Logic 總裁威爾弗雷德·科裏根的辦公室遞交了辭呈。科裏根沒有挽留,直接撥通了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傳奇創始人唐·瓦倫丁(Don Valentine)的電話。幾天後,聽完黃仁勳漏洞百出的演講,冷酷嚴厲的唐·瓦倫丁盯着他看了一會兒,冷冷地扔下一句話:“看在科裏根的面子上,我給你 200 萬美元。小子,如果你敢把我的錢賠光,我就親手宰了你(If you lose my money, I’ll kill you)。”
然而,初登帥位的黃仁勳,很快爲自己的工程師傲慢付出了慘痛代價。
1993 年至 1995 年間,全美湧現出超過 70 家圖形芯片初創公司。在設計首款芯片 NV1 時,黃仁勳固執地拋棄了行業正在普及的“三角形多邊形渲染”標準,異想天開地採用數學上更優雅但極難編程的“二次曲面(Quadratic Texture Maps)”技術,甚至強行在芯片裏塞進聲卡和遊戲手柄接口。1996 年,微軟隨 DirectX 2.0 推出 Direct3D 標準,一錘定音統一採用三角形架構,瞬間宣判了 NV1 的死刑——耗資千萬美元研發出貨的 25 萬顆芯片,有整整 24.9 萬顆被退回倉庫。
災難接踵而至。英偉達此前與日本遊戲巨頭世嘉(Sega)籤下了 700 萬美元合同,爲世嘉下一代主機研發(後來的 Dreamcast 最終改用了 PowerVR)同樣基於二次曲面架構的 NV2 芯片。1996 年秋,世嘉派駐到硅谷的日本工程師絕望地發現 NV2 根本無法適配主流遊戲,而英偉達的銀行賬戶徹底見底,賬上現金只夠維持最後 30 天。
33 歲的黃仁勳不得不親手裁掉超過 60%的員工,全公司從 100 多人驟減至不到 40 人。在一個周五的下午,看着昔日並肩作戰、一起通宵喫披薩的年輕工程師們紅着眼眶抱起紙箱走出大門,他把自己鎖在洗手間裏,雙手撐着洗臉池,冷汗浸透了襯衫。爲了給剩下的 30 多人尋找一線生機,他買了一張飛往東京的單程機票,去見唯一握着英偉達生殺大權的人——時任世嘉美國董事長兼 CEO 入交昭一郎(Shoichiro Irimajiri)。
在東京世嘉總部肅穆的會客室裏,33 歲的黃仁勳向年長他二十三歲的入交昭一郎上演了商業史上最違背常理的一場談判。他沒有做任何硅谷式的畫餅,而是深吸一口氣,把底牌全部掀開:第一,他坦白承認 NV2 技術路線徹底失敗,主動請求解除合同,建議世嘉立刻解僱英偉達去另尋供應商,否則世嘉主機必敗;第二,在提出毀約的同時,他懇求入交昭一郎依然把合同裏剩下的 500 萬美元尾款全額付給瀕臨破產的英偉達——“因爲如果你不付這筆錢,英偉達下個月就會破產倒閉。”
會客室裏陷入了漫長的沉默。入交昭一郎靜靜地審視着眼前這個面容憔悴卻眼神堅定的華人青年,被他骨子裏在絕境中不自欺欺人的絕對誠實,以及爲了公司生存放下所有尊嚴的孤勇深深打動。兩天後,在黃仁勳於東京狹小酒店房間裏度過人生最漫長的 48 小時後,入交昭一郎頂着世嘉董事會的巨大反對聲浪,說服高層將這 500 萬美元轉化爲對英偉達的“戰略股權投資”。
揣着這筆救命錢回到硅谷,黃仁勳把僅剩的 30 多名核心骨幹關進辦公室,咬牙拿出公司所剩資金的近三分之一資金買來一臺昂貴的 IKOS 硬件邏輯仿真器,在連一片晶圓都還沒造出來的時候,就在虛擬環境裏日夜趕工開發出完全兼容微軟 Direct3D 標準的 RIVA 128(NV3)。同時,爲了解決產能瓶頸,黃仁勳給遠在臺灣省新竹的臺積電創始人張忠謀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求助信。1997 年一個周五的傍晚,當刺耳的電話鈴聲穿透嘈雜的辦公室,電話那頭傳來張忠謀沉穩的聲音:“我是 Morris Chang,我收到了你的信。”兩人就此開啓了延續近三十年的鐵血同盟。
搭載 NVIDIA RIVA 128 芯片的 Diamond 顯卡實物。RIVA 128 對應文中英偉達在 1997 年的產品轉折。來源:André Karwath(Aka)/ 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2.5
1997 年 8 月,RIVA 128 一經發布便在四個月內狂銷 100 萬片,將英偉達從鬼門關硬生生拽了回來。在慶功宴上,看着歡呼雀躍開香檳的年輕員工,黃仁勳沒有笑,而是端着酒杯走到人羣中央,用冷水澆滅了狂歡的氣氛:
“永遠不要忘記今天之前的日子。我們公司距離破產,永遠只有 30 天(Our company is thirty days from going out of business)。”
硅谷絞肉機
正是 1996 年那場刻骨銘心的瀕死體驗,催生了黃仁勳日後近乎殘酷的生存哲學:永遠不要把命運交到別人定義的標準手裏,也永遠不要給對手留出喘息的窗口。
1998 年的 3D 圖形芯片市場,是一片白骨累累的修羅場。彼時的霸主是憑借 Voodoo(巫毒)系列顯卡統治全球遊戲圈的 3dfx,此外還有 ATI、Matrox、S3 以及試圖插手獨立顯卡的英特爾。當時,芯片行業普遍依靠持續的制程進步與架構迭代提升產品性能。但黃仁勳算了一筆賬:如果按部就班,一旦某一代產品犯錯,公司就會立刻死無葬身之地。
3dfx Voodoo Graphics 顯卡電路板實拍,2022 年拍攝。來源:FritzchensFritz / Wikimedia Commons;CC0 1.0
於是,1998 年起,他在內部推行違背摩爾定律的“六個月產品周期律”。他做了一個在整個半導體行業看來完全瘋了的決定:不惜重金將研發團隊一分爲三——A 團隊研發今年春季的產品,B 團隊研發今年秋季的產品,C 團隊研發明年春季的產品,三個團隊彼此交叉賽馬,每半年就把自己的產品徹底淘汰一次。
“如果我們自己不把自己的產品幹掉,競爭對手就會幫我們幹掉。”黃仁勳在白板上畫下殘酷的時間表,逼着工程師們進入極限行軍狀態。
1999 年 1 月,英偉達在納斯達克掛牌上市,發行價 12 美元。僅僅七個月後的 1999 年 8 月,英偉達投下了改寫計算機架構史的重磅炸彈——推出 GeForce 256,並在全球首次正式定義了“GPU(圖形處理器)”這一概念。在此之前,顯卡只是 CPU 的附屬顯示輸出卡;而 GeForce 256 第一次將硬件坐標轉換與光源處理(T&L)單元直接集成進芯片內部,把原本需要 CPU 承擔的繁重幾何運算徹底接管過來。
VisionTek GeForce 256 DDR 顯卡實物,2010 年拍攝。來源:Hyins / Wikimedia Commons;公有領域
令人窒息的六個月迭代速度,把整個行業變成了一臺高速旋轉的絞肉機。當競爭對手 3dfx 還沉浸在 Voodoo 顯卡的暴利中時,英偉達已經以半年一代的速度接連甩出 RIVA TNT、TNT2、GeForce 256 和 GeForce 2。2000 年底,資金鏈徹底斷裂的 3dfx 終於被活活拖垮,黃仁勳以 7000 萬美元現金加股票的地板價,將其核心專利與百名頂尖工程師一舉吞並。當 3dfx 的工程師們帶着不甘走進英偉達大樓時,黃仁勳沒有舉行勝利者的訓話,而是把他們直接編入下一代芯片的攻堅組:“忘掉過去,我們現在在同一條戰壕裏。”
2000 年,英偉達拿下了微軟初代 Xbox 遊戲主機的圖形芯片大單,並 於次年成功躋身標普 500 指數,取代的恰恰是昔日醜聞纏身的能源巨頭安然(Enron)。在公司股價突破 100 美元的慶功宴上,曾立誓“股價到 100 美元就去紋身”的黃仁勳兌現諾言,走進紋身店,在自己的左肩三角肌上刺下了那個醒目的英偉達“綠眼”Logo。他一邊擦着眼角的生理性淚水,一邊對身邊的高管苦笑:“如果你以後想紋身,千萬別選肩膀,疼得像有人拿烙鐵在燙你的骨頭。”
然而,好景不長。2002 年,圍繞 Xbox 芯片的定價權與產能分配,英偉達與微軟爆發激烈衝突,雙方甚至提交仲裁。更致命的是,2003 年發布的 GeForce FX 5800 架構因爲散熱設計失誤,風扇噪音高達 60 分貝以上,被全球玩家嘲諷爲“吹風機(Dustbuster)”,市場份額一度被老對手 ATI 反超。危機面前,黃仁勳當即啓動殘酷的內部整肅,親自接管每日架構例會,於 2003 年初與微軟和解,更在 2004 年憑借脫胎換骨的 GeForce 6800 系列重新奪回王座。
但在這場與微軟和 ATI 的近身肉搏之後,41 歲的黃仁勳站在聖克拉拉的辦公室裏,在繁榮的表象下嗅到了更深層的危機:如果一家公司的命運永遠綁在遊戲主機的訂單和幾千萬遊戲玩家的口袋上,它就永遠只是巨頭棋盤上的高級打工仔。
撒哈拉挖運河的人
如果黃仁勳的野心止步於遊戲顯卡,他絕不會在 2026 年招致整個西方舊秩序的聯手圍剿。真正讓他成爲“算力獨裁者”的,是他在 2004 年啓動的一場長達二十年的全棧布局——他要親手重寫全球計算的底層規則,把單純賣硬件的生意,變成一座任何人都無法繞開的封閉帝國。
2004 年前後,來自上下遊的絞殺已然逼近:CPU 巨頭英特爾和 AMD 正緊鑼密鼓地試圖將圖形處理功能直接集成進主板和處理器芯片內部;更重要的是,全球硬核遊戲玩家的數量是有天花板的——如果 GPU 永遠只能用來渲染《魔獸世界》和《雷神之錘》裏的光影,英偉達終究只是一家受制於遊戲周期的二流硬件廠商。
轉機源於斯坦福大學計算機圖形學實驗室裏的一羣“不務正業”的極客。博士生伊恩·巴克(Ian Buck)和導師帕特·漢拉漢(Pat Hanrahan)發現,爲了渲染逼真的 3D 畫面,英偉達顯卡內部十幾條並行的像素着色管線,其並行浮點運算能力早已遠遠甩開了同時代的英特爾奔騰 CPU。伊恩·巴克寫了一套名爲“Brook”的實驗性編程語言,把枯燥的金融期權定價模型和流體力學方程僞裝成“圖像像素”騙進顯卡裏運算,結果計算速度比昂貴的 CPU 服務器快出數倍。
2004 年,黃仁勳親自出馬,將剛剛博士畢業的伊恩·巴克招致麾下,給了他一張空白支票:“伊恩,把你在斯坦福做的那個玩具,變成工業級的標準。我要讓全世界任何一個不懂圖形學的普通 C 語言程序員,都能直接調用我們 GPU 裏的每一顆晶體管來做通用科學計算。”
伊恩·巴克(Ian Buck)資料肖像。他在斯坦福主導 Brook 項目,2004 年加入英偉達,參與推動 GPU 通用計算與 CUDA。來源:NVIDIA 官方作者介紹頁
這便是後來重塑人類科技史的 CUDA(統一計算設備架構)。但要把 CUDA 從概念變成現實,黃仁勳必須跨過商業史上最殘酷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死循環:如果市面上沒有足夠多支持 CUDA 的顯卡,科學家和程序員絕不會浪費時間去學習一套全新的編程語言;而如果在沒人寫 CUDA 軟件的時候,英偉達就提前在每一塊顯卡裏塞入龐大的 CUDA 計算電路,那麼芯片的硅片面積就會暴增,制造成本飆升,發熱與功耗失控。
如果換作任何一個由職業經理人執掌的上市公司,最優解一定是只在一小批賣給實驗室的高價專業卡裏加入 CUDA 功能,等市場成熟再慢慢推廣。但黃仁勳深知,那樣一輩子也建不起生態。2006 年,在研發劃時代的 G80 架構(GeForce 8800 GTX)時,他力排衆議下達了一道近乎獨裁的死命令:英偉達出廠的每一顆 GPU——哪怕是賣幾百美元給網吧少年打遊戲的消費級顯卡,底層硅片也必須 100%全部內置 CUDA 計算電路。
這是一個在短期財務上極其自殺的決定。G80 芯片塞進了創紀錄的 6.81 億個晶體管,硅片面積暴增 30%以上,單片晶圓的切割良率大幅下降,直接擠壓了英偉達的硬件毛利率,而普通遊戲玩家根本不會爲此多掏一分錢。
GeForce 8800 GTX 顯卡實物。該代產品與 CUDA 起步時期相對應。來源:Eshcorp / Wikimedia Commons;公有領域
更大的災難在 2008 年夏天突然降臨,幾乎將英偉達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2008 年 7 月,英偉達發布公告承認,由於芯片封裝過程中使用的凸點(Bump)焊料與基板材料在反復冷熱交替下存在熱膨脹系數不匹配的物理缺陷(即後來臭名昭著的“顯卡門 Bumpgate”),此前出貨給蘋果、惠普、戴爾等品牌的數百萬顆筆記本移動顯卡出現脫焊、花屏甚至徹底報廢。
蘋果的史蒂夫·喬布斯要求全額賠償,惠普與戴爾的索賠函接踵而至。疊加兩個月後雷曼兄弟破產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以及2009年初老冤家英特爾圍繞芯片組授權發起的訴訟,英偉達在2008年7月先行計提1.96億美元相關費用,隨後數年累計承擔約4.76億美元的淨費用,股價在一年內暴跌超過 80%,市值一度跌至約 30 億美元——甚至還不如公司賬上的現金加專利價值高。爲了與全員共渡難關,黃仁勳主動向董事會申請將自己的年薪降至 1 美元。
在此後長達四年的至暗時刻裏,每個季度的英偉達財報電話會議,都變成了一場針對黃仁勳的公開批鬥會。當時的英偉達年營收不過 30 多億美元,處於微利甚至虧損邊緣,但黃仁勳依然每年硬生生摳出 5 億美元(以及公司最頂尖的 1000 多名軟件工程師)投入到毫無產出的 CUDA 生態建設中。高盛與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師在電話會裏毫不客氣地羞辱他:“Jensen,CUDA 就是你個人的自尊心工程(Vanity Project),除了燒掉股東的錢,它到底帶來了多少收入?你爲什麼不能砍掉這個無底洞,把利潤率提上去?”甚至有激進的做空機構公開撰文,將黃仁勳列爲“全美最應該被董事會解僱的 CEO”之一。
45 歲的黃仁勳頭發在短短兩年內迅速花白,連公司內部一些跟隨多年的老高管也開始動搖,私下試探是否該暫緩 CUDA 投入以保住財報。在一次火藥味極濃的董事會閉門會議上,黃仁勳指着桌上的架構圖說:“我們不是在做一個產品,我們是在開創一種全新的計算範式。問題不在於加速計算會不會到來,而在於五年後當那個世界真的到來時,如果我們沒有鋪好路,我們將一無所有。如果你們覺得我錯了,現在就可以解僱我;但只要我還是 CEO,CUDA 的預算一分錢都不會少!”
由於當時全世界沒有一本教科書教學生怎麼寫 CUDA 代碼,黃仁勳就用最笨、最苦的“笨辦法”去推廣:他派出一支支工程師小分隊,背着裝滿免費顯卡的行李箱飛往全球各大高校的計算機系、物理系和生物系,只要哪個教授願意在課程裏加一節 CUDA 編程課,英偉達就免費送給實驗室幾十張頂級顯卡,還派工程師去當免費助教;他親自出資贊助貧困的博士生發表論文,自掏腰包舉辦 GTC(GPU 技術大會)——哪怕最初幾屆大會臺下坐着的只有寥寥幾百個連注冊費都交不起的窮學者。
整整六年,黃仁勳就像一個在撒哈拉沙漠裏獨自挖掘運河的瘋子,耗盡數十億美元真金白銀,忍受着全世界的嘲笑與詛咒。
光速戰爭機器
直到 2012 年深秋,驚雷終於炸響。
當英偉達研究團隊把這篇只有 9 頁紙的論文遞到黃仁勳辦公桌上時,這位在沙漠裏挖了六年運河的掌舵人,盯着論文裏“Two NVIDIA GTX 580 3GB GPUs”那行小字,久久沒有說話。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清楚這意味着什麼:傳統的軟件是“人類寫代碼(Software 1.0)”,而深度學習是“數據寫代碼(Software 2.0)”——把海量數據灌進由幾十億個參數組成的神經網絡矩陣裏,通過高強度的並行暴力計算讓機器自己“湧現”出智能,而這種矩陣乘法運算天生就是爲 GPU 和 CUDA 量身定做的。
那一刻,黃仁勳展現出了令對手膽寒的“戰略冷血”。彼時,英偉達正深陷智能手機處理器(Tegra)的泥潭——面對高通等廠商的激烈競爭,Tegra 始終難以在主流智能手機市場建立優勢。2014 年,黃仁勳把 Tegra 業務全體高管叫進會議室,沒有任何拖泥帶水,當場宣布徹底放棄智能手機市場、立刻砍掉所有手機基帶研發項目:“別人能做的事,我們堅決不做;我們只做難到別人根本做不了、甚至想都不敢想的事!”(Tegra 並未就此消失,而是轉向車載與遊戲設備,後來成爲任天堂 Switch 的核心芯片)
緊接着,他把全公司所有研發資源調轉向人工智能。2016 年,爲了解決 AI 科學家買回顯卡後還要自行組裝服務器、配置 Linux 驅動和數學庫的痛點,他推動推出首代 DGX-1——把 8 張基於 Pascal 架構的 Tesla P100 GPU 通過自研高速互聯技術(NVLink)塞進同一個機箱,打包調優好所有底層軟件,造出能夠直接用於深度學習訓練的“交鑰匙”AI 超級計算機。2017 年,英偉達又在 Volta 架構的硅片上專門劃出面積,引入專攻矩陣運算的硬件單元 Tensor Core(張量核心),進一步強化 GPU 在人工智能計算中的優勢。
2016 年 8 月,黃仁勳向舊金山的 OpenAI 交付首臺 DGX-1,埃隆·馬斯克在旁。來源:NVIDIA 官方日本博客
2016 年春天 DGX-1 剛發布時,售價高達 12.9 萬美元的“鐵盒子”幾乎無人問津,唯一表示需要它的,是埃隆·馬斯克和他參與創辦的非營利機構 OpenAI——其首席科學家,正是當年在多倫多臥室裏用兩張英偉達顯卡跑出 AlexNet 的伊利亞·蘇茨克維。2016 年 8 月,53 歲的黃仁勳脫下西裝,穿着妻子洛麗和女兒敏珊爲他挑選的標志性黑皮衣,親自抬着全球第一臺下線的 DGX-1 走進 OpenAI 位於 Mission 區的簡陋辦公室,在埃隆·馬斯克、伊利亞與山姆·奧特曼的注視下,半蹲在黑色金屬機箱前用馬克筆一筆一劃寫下:“致埃隆與 OpenAI 團隊,爲了計算與人類的未來。”
但黃仁勳的拼圖還差最後一塊。隨着大模型參數量從幾千萬暴漲到幾千億,單一的 8 卡服務器已遠遠不夠,科技巨頭必須把數萬張 GPU 串聯成龐大的算力集羣,而芯片之間的數據傳輸帶寬成了致命瓶頸——就好比請了一萬個愛因斯坦同時解數學題,如果傳話員是個騎自行車的郵差,90%的算力都會浪費在等待通信上。
2019 年 3 月,剛剛經歷完加密貨幣礦難、公司股價在三個月內再次腰斬的黃仁勳,直接飛抵以色列。面對報價 60 億美元、態度傲慢且試圖借此卡住數據中心網絡咽喉的英特爾,黃仁勳沒有討價還價,直接拍出一份 69 億美元全現金(英偉達創立 26 年來最大手筆收購)的要約,一舉拿下了全球超算高速網絡互聯(InfiniBand)霸主 Mellanox(邁絡思)。他在說服 Mellanox 創始人埃亞爾·沃爾德曼時描繪了未來十年的終局:“未來的計算機,不再是一臺服務器,而是整座佔地幾十個足球場的‘數據中心’本身就是一臺完整的計算機(The Data Center is the new unit of computing)!”
一年後的 2020 年 9 月,試圖一統 CPU 與 GPU 版圖的黃仁勳更曾拋出 400 億美元天價收購移動芯片架構霸主 Arm 的計劃。然而,這一舉動觸發了全球科技巨頭與美、英、歐監管機構的集體恐慌。在經歷了長達 18 個月的嚴酷反壟斷審查與競爭對手圍攻後,收購於 2022 年 2 月被迫流產,英偉達爲此損失了 12.5 億美元預付款。但英偉達並未放棄 CPU 布局。事實上,早在收購終止之前,英偉達就於 2021 年 4 月公布了基於 Arm 架構的 Grace CPU,試圖進一步完善自身的數據中心計算平臺。
英偉達聖克拉拉總部 Voyager 與 Endeavor 建築航拍。來源:Gensler | Jason O’Rear Photography / NVIDIA Newsroom
與此同時,在聖克拉拉那兩座酷似巨大三角形多邊形、分別名爲“奮進號(Endeavor)”和“旅行者號(Voyager)”的科幻總部裏,黃仁勳用一套違背哈佛商學院教科書的扁平管理鐵律,將這座帝國打造成一臺精密運轉的戰爭機器:
▪ 沒有金字塔,直管 60 位副總裁:他本人沒有獨立辦公室,拎着電腦在會議室裏四處遊蕩,直接管理着全美科技巨頭 CEO 中最龐大的 60 人直屬高管團隊,徹底消滅了中層信息過濾與部門政治博弈。
▪ 取消一切“一對一”私密匯報:所有業務爭吵與技術評審全部在三五十人的公開會議上進行,剛畢業兩三年的核心一線工程師與資深副總裁平起平坐。一旦發現高管用模糊詞匯掩蓋技術缺陷,他會當衆摘下眼鏡用連珠炮般的反問將其逼入牆角——“我不在乎你的臉面,如果我在 50 個人面前把你罵醒,這 50 個人今天同時學會了什麼是英偉達絕對不能犯的錯誤。”
▪ 每天清晨 5 點半的“Top 5”郵件:上到核心副總裁,下到基層芯片驗證工程師,每周都可以直接給黃仁勳發一封不準寫寒暄、不準附帶 PPT 的五句話簡報,列出本周最關鍵的進展與異常。每天清晨 5 點半端着雙份濃縮咖啡讀完這幾百封原始情報,讓這位掌舵人對公司毛細血管裏的每一次跳動了如指掌。
▪ 只認“光速(Speed of Light)”:英偉達從不寫“五年戰略規劃書”,只計算在純粹物理定律限制下完成某項研發的理論極限時間,隨後將所有人爲的官僚冗餘一寸寸砍掉。
▪ 我折磨他們,但我絕不拋棄他們:自 1996 年那場刻骨銘心的生死大裁員後,整整三十年間,無論經歷 2008 年金融海嘯、2018 年礦難還是 2022 年科技股寒冬,黃仁勳從未發起過一次大規模裁員。他曾直言:“員工把青春交給公司,用裁員美化財報是懦夫的行爲。我選擇用另一種方式——把他們折磨到成就偉大(I torture them into greatness)!”
當生成式 AI 的浪潮在 2023 至 2025 年席卷全球時,所有科技巨頭突然驚恐地發現:從底層的 GPU 芯片、高速互聯的 NVLink 與 InfiniBand 網絡,到上層數百萬開發者賴以生存的 CUDA 軟件生態,整個人類算力文明的每一寸鐵軌與每一個信號燈,都已經被黃仁勳焊死在了一起。
喬布斯式的宿命輪回
回望黃仁勳過去三十三年的每一步抉擇:在奧奈達的感化院裏,他學會了在極端匱乏中用尊嚴與勤奮換取生存;在 1996 年的瀕死時刻與 3dfx 的絞殺戰裏,他用近乎悲壯的誠實挽救了公司,並確立了“絕不把命運交到別人手裏”的底線;在 CUDA 與 Mellanox 的二十年布局裏,他冒着被華爾街解僱的風險,在無人區裏爲全人類點亮了通用並行計算的火種,親手將人工智能從實驗室的幻夢推向了改變人類文明的奇點。
然而,商業史上最殘酷的悖論莫過於此:當一位理想主義的開拓者用二十年心血建起一座造福全行業的算力燈塔時,那些習慣了躺在舊秩序裏收租的既得利益者,最先想到的不是追趕,而是摧毀。
當我們把鏡頭重新拉回 2026 年秋天的華盛頓,再一次審視那場看似突如其來、實則步步爲營的輿論與司法風暴,以及最終導致黃仁勳交出帥印的劇變時,更多被刻意掩蓋的真相終於浮出了水面。
這與其說是一場正義的道德審判,不如說是一場舊秩序對新王者的“合謀圍獵”。當一家由第一代華人移民執掌的公司,憑着純粹的技術遠見與工程師精神打破了西方科技巨頭固有的利益格局,甚至掌握了定義下一個時代算力分配的最高權柄時,那些在技術與商業戰場上正面打不贏他的對手、那些試圖通過政治遊說分食算力蛋糕的既得利益集團,便聯手在暗處織就了一張名爲“反壟斷”與“道德污名化”的羅網,用場外的政治、輿論與資本鐵錘,生生逼退了這位在場內用三十年心血築起護城河的開拓者。
在面對董事會內部妥協與外部政治重壓的最後時刻,黃仁勳選擇了最體面、也最具擔當的離開——他不願讓自己在三十三年裏親手呵護的員工與心血,成爲華盛頓政商博弈的犧牲品。
然而,那些在背後擊掌相慶的獵手們,卻漏算了商業史上最冷酷的一條鐵律:沒有創始人的偉大科技帝國,終將迅速滑向平庸。
英偉達從來不是一家靠標準化流水線或職業經理人制度運轉的普通硬件公司。它沒有傳統的金字塔中層管理體系,60 位副總裁的向心力、每周“Top 5”郵件直通神經末梢的敏銳度、不計短期財務得失押注下一個十年技術無人區的遠見與魄力,全部系於黃仁勳一人之身。一旦失去了這位用“光速時間”激發團隊潛能、在長達三十年的風浪中寧可削減自身薪酬也絕不裁掉一名基層員工的靈魂舵手,繼任的職業經理人爲了迎合華爾街的季度財報與華盛頓的監管合規,必然會選擇妥協、拆分、削減高風險前沿研發,最終將這座曾經引領人類算力躍遷的燈塔,變成又一個反應遲鈍、官僚臃腫的“平庸版英特爾”。
黃仁勳官方資料肖像。來源:NVIDIA Newsroom
而這,恰恰引出了硅谷半個世紀編年史裏最令人振奮的宿命輪回——黃仁勳,極有可能像當年的史蒂夫·喬布斯一樣,在廢墟與平庸的呼喚中,上演一場震撼世界的“王者歸來”。
他們之間有着近乎鏡像雙生般的命運草圖:兩人都曾是被主流世界放逐的“棄兒”——喬布斯是被生父母遺棄在舊金山的養子,黃仁勳是被誤送進肯塔基州深山感化院的亞裔少年;兩人都擁有同一種超越時代的遠見與“軟硬一體全棧構建力”——喬布斯用封閉而優雅的 iOS 與 iPhone 重新定義了數字交互,黃仁勳則用芯片、高速互聯與軟件生態爲人類算力文明打造了一套無可替代的“底層操作系統”。
更重要的是,兩人都曾被自己親手推向巔峯的商業世界無情背刺與驅逐——喬布斯在 1985 年被自己聘請的 CEO 與董事會聯手趕出蘋果,而黃仁勳在 2026 年算力帝國的巔峯期,同樣在外部圍獵與內部妥協中被迫交出了權杖。
2010 年 6 月,史蒂夫·喬布斯在 WWDC 展示 iPhone 4。來源:Matthew Yohe / Wikimedia Commons;
當年,失去喬布斯的蘋果在約翰·斯卡利等職業經理人的掌舵下,迅速迷失方向、產品線混亂不堪,在十一年間一路滑向破產邊緣,直到 1997 年董事會不得不低頭迎回那個穿着黑色高領毛衣的流放者,才開啓了萬億美元帝國的真正黃金時代。
尾聲
2024 年 6 月 14 日,黃仁勳在加州理工學院畢業典禮上演講,分享創業過程中的挫折與韌性。來源:Caltech,NVIDIA 官方博客刊載
舊世界的既得利益者們以爲,逼走了那個穿着黑皮衣的華人,就能分食英偉達的算力紅利。但歷史很快就會給出答案:一旦沒有了黃仁勳,英偉達可能只是一家平庸的芯片公司,而整個人工智能時代的創新引擎也將隨之失速。
對於這位從奧奈達的馬桶刷和 Denny’s 的廉價咖啡中走出來的孤勇者而言,今天的謝幕絕不是終章,而只是又一次積蓄力量的蟄伏。只要這世上還有平庸者試圖用規則扼殺創新,只要人類對通用人工智能的探索尚未抵達彼岸,那個奉行“距離破產永遠只有 30 天”、永遠向着物理極限奔跑的領航者,就終有披掛黑皮衣、在時代的呼喚中重返聖克拉拉王座的那一天。
[1]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NVIDIA Corporation Form 8-K (Item 5.02): Departure of Directors or Certain Officers; Election of Directors; Appointment of Certain Officers, November 12, 2026.
[2] NVIDIA Newsroom, NVIDIA Announces Leadership Transition: Colette Kress Appointed Interim CEO; Harvey C. Jones Named First Chairman of the Board, Santa Clara, CA, November 12,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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