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高見Pro
一級市場最古老的一個制度難題,被英偉達重新點亮了。
11月12日,英偉達宣布黃仁勳辭去總裁、CEO及董事會成員職務,即刻生效。首席財務官科萊特·克雷斯出任臨時 CEO,董事會同步啓動正式 CEO 遴選程序。
往前推,11月6日前後黃仁勳被爆出與英偉達客戶Megaspeed前高管黃樂存在親密關系;11 月 8 日,黃仁勳在英偉達官網發出致員工信,承認婚外情並道歉;同日董事會宣布啓動獨立調查。此後,據相關報道他與英偉達員工也存在親密關系。
從事件披露到黃仁勳離任,不到一周。這起事件把一個更普遍的空白擺到了臺面上:英偉達從沒有二號位。
英偉達組織扁平到幾乎沒有中間層。約60名高管直接向CEO匯報,沒有公開的繼任計劃。如今臨時班底已經就位,但這門拖欠了 33 年的課能否在一夜之間補上,沒有人敢打包票。
「高見Pro」更爲關注的是,同一道考題,在一級市場更早被提出,也更難回答。
GP在募資時,有LP 會問出那個聽起來有些“冒犯”的問題:“二號位”是否存在,由誰擔任?如果你明天離開,這家機構還剩下什麼?大多數答案,會停留在頭銜上。
在創投發展史上,不同機構用不同組織形態來回應“二號位”問題。雙核、大內總管、強梯隊、投委會,每一種形態,都是一代創始人在某些約束條件下,給出的最適合自身機構演進的答案。
但真正的問題是:中國的投資機構,到底需不需要二號位?
一級市場的”二號位”長什麼樣
在一級市場,隨着機構演進和團隊傳承,管理層也在變化。基於機構歷史與長期形成的核心格局看,投資機構的二號位,大致有四種形態。
第一種,搭檔共治型。
經緯創投有張穎與徐傳陞,五源資本有劉芹與石建明。在搭檔共治型結構中,機構有兩個”最高決策者”。
通常情況下,兩人分工會較爲清晰。比如,一位對外,負責品牌、募資與LP 關系;一位對內,負責投資節奏、投委會與項目管理。機構不同,具體分工或有差異。
同一時間,兩人天然互爲備份,交接成本最低,這是最樸素的風險對衝。但另一面,對於權責邊界這一老生常談的問題,多數機構會用“行業分工”來繞開,但繞開不等於解決。
當兩人意見相左時,如何解決是個藝術。另外,如果其中一位公衆影響力遠高於另一位,在事實上或會收斂爲”一個明星 + 一個影子二號”,並行備份關系很容易退化成主從關系。
第二種,“大內總管”式二號位。
全球範本是黑石。喬納森·格雷(Jon Gray)是黑石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他1992年大學畢業後以分析師身份加入黑石,2018年出任黑石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在黑石內部,他被視爲蘇世民的“準接班人”。
國內最接近這個形態的是高瓴。高瓴的創始人兼最高負責人是張磊,創始合夥人、聯席首席投資官易諾青是明面上的二號位。他與張磊的淵源可追溯到1995年兩人在五礦集團共事時期,2005年張磊回國創辦高瓴時,易諾青應召加入。在特定核心領域,尤其是生物醫藥,他擁有極重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從某些角度看,這一類型的二號位更像是一個制度化的經營權節點。接班可以像預案一樣推進,前提是創始人願意真放權。不少國內投資機構中雖有二號位,但權力仍然集中在一號位手裏。
第三種,個人IP 單核,強梯隊。
紅杉中國是這一類型的樣本。沈南鵬作爲創始人的IP強度和公衆影響力,使得任何單一合夥人都難以被外界視爲對等的“二號”。
沈南鵬2026 年福布斯 Midas List 全球第二,自 2012 年起連續 15 年上榜、四次登頂。他在官網顯示職位是紅杉中國創始及執行合夥人。他身後有一批強合夥人,但強梯隊可以產出Midas 級別的投資人,卻未必產出被制度確認的“二號位”。
從紅杉中國官網的管理團隊頁面中,周逵、劉星、孫謙等人並列顯示爲“合夥人”,沒有層級上的區分或接班暗示。從某個角度看,紅杉中國的模式,本質上是用強梯隊來對衝二號位缺失的風險,而不是用明確的二號位來解決傳承問題。
第四種,投委會集體決策。
國資背景的投資機構,以及各類母基金管理人,普遍採用投委會集體決策。二號位被稀釋成”每個人都是 1/N 號位”:沒有人能單獨決定投什麼,也沒有人能單獨決定不投什麼。
這套機制幾乎消滅了關鍵人風險,代價是幾乎同時消滅了超額回報所需的個人銳度。它更適合管理規模、控制回撤、滿足國資LP 的合規要求。但它很難長出Midas 榜式的一號位。
因爲超額回報往往來自某個人在某個時刻的、無法被委員會復制的判斷。
如果說投委會是用委員會稀釋一號位,Benchmark則是用無層級取消一號位。它長期維持多名等權合夥人,不設CEO、不設平臺團隊、不養龐大的投後體系。它用“沒有二號位”的方式解決了二號位問題。因爲沒有層級,也就沒有繼承。
整體來說,上述模式其實都在回答同一個權衡:安全感與銳度不可兼得。機構的抗風險能力遞增,而產生一代號位的概率遞減。每種模式都是某一代創始人在某個約束條件下,用自己最信任的方式對”我會離開嗎”這個問題的回答。
有投資人認爲,如果要檢驗任何一種模式,其實不必看頭銜,只看三件事即可:創始人突然缺席的第二天,誰能籤字?carry 怎麼分,二號位是不是真正的合夥人,而不是高級僱員?下一期基金募資時,LP 見的是誰?
這三個問題都答得出來的機構,才真正擁有二號位。否則擁有的只是一個稱謂。
這和資深投資人王明的觀點異曲同工。
王明對「高見Pro」表示,“有沒有明面上的二號位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一號位讓渡了什麼?是執行權、判斷權,還是信用。走到第三步才算數,硬標準是他能不能自己募到下一期。”
爲什麼投資機構更難有”二號位”?
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爲什麼在制造業、在互聯網公司、在投行,二號位可以靠制度和序列穩定生產,而在一級市場,它總是稀缺品?
“這取決於二號位的定義。大內總管類的二號位,同一號位搭檔是常見的。如果是投資見長、甚至還功高蓋主,除非一號位退讓,否則舞臺中央只能有一個最重要的人,這也是LP 最看重的人。”一位投資了多支基金的LP透露。
如果將視角放在行業屬性上,你會發現,這個行業是“人合”,而並非“資合”。
一家芯片公司可以靠CUDA 生態、專利、產能和現金撐過創始人的缺席;一家基金不行。基金的核心資產,是投資人的行業認知、對未來的判斷,以及和創業者之間長期積累的信任。
前者的價值多體現在資產負債表裏,後者的價值則更多儲存在人本身,以及人和人的關系裏。公司可以靠制度延續,基金大概率需要靠人延續。
更關鍵的是,投資判斷屬於典型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爲什麼某個項目在盡調時被否掉、爲什麼某個創始人值得加注多輪、爲什麼某個賽道在看起來最熱的時候要退,這些幾乎無法被寫成SOP。
這些判斷依賴的是長期實踐中沉澱的直覺和模式識別能力,而非一套可復制的決策規則。
換個角度看,一個二號位的真正成形,不在任命那天,而在他跟着機構投過多個項目、甚至一起錯過幾次機會之後,那些共同經歷沉澱下來的信任,才是他升任一號位時獲得團隊認可的來源。
這也解釋了一個反直覺的現象:一級市場裏”空降”的二號位幾乎全部失敗。它或非能力問題,是時間問題。而時間恰恰是這個行業最貴的成本。
更隱蔽的是一道驗證死循環是,一個候選人要證明自己,得完整走完一只基金的投資期和退出期;而一些 LP 要確認他“行”,還得再看下一期基金的成色。兩輪驗證加起來接近十年,等他終於被確認時,下一輪技術周期已經開場,題目又換了。
基金的生命周期,比人的職業周期短得多。
一般來說,一只基金的周期短則6、7年,長則10年。一位投資人從入行到形成穩定判斷,需要8 ~ 10 年;從合夥人到能獨立代表機構,還需要 5 年。也就是說,一只基金的完整周期,只夠培養半個二號位。
而機構交接多會撞上募資窗口,LP 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景之一,恰恰是”新一期基金 + 新一批管理人”同時出現。
如果把這個尺度和技術周期疊在一起,你會看到更殘酷的規律。
PC、互聯網、移動互聯網、AI,每一輪技術浪潮大約12 至 15 年,恰好等於一代 GP 的黃金期。每一次技術換代,幾乎都會重排一次機構座次,而重排的勝負手,往往不是誰抓住了風口,而是誰在風口到來前完成了交班。
國內創投圈還有一層獨特的拉力。
過去三年,一級市場的資金來源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美元基金退潮,國資與產業資本成爲主要出資人。國資LP 的訴求是去個人化、可問責、可交接;
這一訴求有清晰的制度傳導路徑。
在2026 年出臺的相關政策中,將政府投資基金與國企投資基金納入穿透監管框架,國資LP 的治理責任顯著加重。在管理人遴選環節,多地國資LP 普遍要求在 LPA 中鎖定“關鍵人士”,實務中常見少則三名、多則五名的安排,投資期內不得退出,半數以上變動即觸發強制退出或重大違約條款。
需注意的是,關鍵人士鎖定是LP 與 GP 之間的商業安排,並非監管或基金業協會的合規強制要求。
而超額回報的歷史,幾乎全部由個人化產生。這構成中國一級市場未來十年最深刻的結構性矛盾。
事實上,國內第一代人民幣與美元基金從零建立信用時,唯一可抵押的資產就是創始人的認知以及投資判斷記錄。這套投資邏輯的效率高,決策鏈路短,品牌溢價最集中,但它的產出恰恰是國資LP 最警惕的那種結構:關鍵人一走,基金價值或將大幅縮水,相應風險提升。
國資LP 要的是可問責的系統,回報要的是不可替代的人。二號位就站在這條裂縫的正中間。
個人LP張瀾認爲,這個矛盾最終要落到人身上。
“二號位也好,第二層梯隊也好,考驗的是機構老大的格局和吸納人才的能力。就像GP投資創始人時,要看他能否吸納和留住關鍵人才,甚至比自己某些方面更強的人才,這樣的創業者才有機會獲得投資。LP選擇GP 時也類似。”張瀾表示。
他用選創始人的標準選GP:沒有格局的一號位,撐不起有梯隊的機構。“對於有一定規模的基金,如果沒有人才梯隊,很難想象會穿越周期,並且能夠在不同板塊始終表現優異。”
機構化,還是明星化?
當LP 希望甚至要求GP機構化,而回報高度依賴於明星化。於是出現了一種雙向運動。
一端是明星合夥人自立門戶。比如曹曦從紅杉中國出走、以Monolith 礪思資本重返 Midas List;梁穎宇離開啓明創投後以匯珩資本完成 2 億美元首期募集。LP 的買單邏輯被概括爲“爲經過驗證的投資人定價,而非爲賽道熱度買單”。
明星合夥人單飛,帶着自己的判斷記錄去別處成爲一號位。國資LP 在遴選環節拼命鎖定的那個“關鍵人”,在市場化募資的另一端恰恰是最具定價權的資產。
另一端是老牌機構加速平臺化。
在 Botha 被“逼宮”出局不到一年後,紅杉美國宣布募資約 100 億美元新基金,同時關閉倫敦辦公室、終止 Arc 加速器與 Scouts 計劃、合並早期與成長期投資團隊,把合夥制拍平。
a16z 走得更遠:用運營團隊、政策部門、媒體能力把機構本身做成不可替代的平臺。
老牌機構的平臺化,本質上更像在嘗試回答同一個問題的另一面:能不能把“那個人”的判斷力,拆解成組織可繼承的資產?
對於這一問題,曹曦和梁穎宇的選擇說明,至少在一部分人身上,答案是否定的。紅杉美國和a16z 的組織動態也說明,即便在制度最成熟的市場,這個轉化也遠非坦途。
如果把視線再拉長一點,二號位其實是一條被反復走過的路徑,只是不同行業走在不同階段。
家族企業用血緣解決它,華爾街用MD 晉升序列解決它,硅谷用”創始人 + 職業經理人”的組合解決它。
一級市場之所以顯得特別困難,是因爲它同時具備兩個特徵:高度依賴個人判斷,又必須以機構名義向LP 承諾存續。前者讓它像作坊,後者逼它做百年老店。
回到開頭。黃仁勳用30多年證明了一件事:沒有二號人物,也能把公司做到四萬億美元。一級市場證明了另一件事:投資機構沒有二號位,也能募到錢、投出獨角獸。
但這兩件事都還沒證明第三件:沒有一號位之後,會怎樣。
不同的是,英偉達已經開始被迫回答這個問題。克雷斯的臨時班底、尚未結束的獨立調查,答案仍未揭曉。
一級市場遲早也要回答。
“潛在的二號位本人,比LP更關注這個問題。因爲LP只在募資和出事時問一聲,人家是天天在算留,還是走。”資深投資人王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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