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金缺口、氣候變局與跨境傳播：一個西非小國消除瘧疾的“最後一公里”

SMC ⼯作⼈員完成⼊戶服務後，在住戶⻔⼝留下標記。

把藥送到最後一個孩子身邊

從瀕臨大西洋的西部首都地區沿岡比亞河向東行駛六個多小時，柏油路越來越少，土黃色道路被雨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水坑。越往內陸，房屋和道路越簡陋，一些偏遠村落很難找到完整、平坦的道路。

9月正值岡比亞雨季。2026年第一輪季節性瘧疾化學預防行動正在最東部的上河區進行。岡比亞約90%的瘧疾病例發生在雨季，積水、高溫、交通不便和基礎設施不足，讓每一次入戶都更加困難。

法圖和同伴攜帶藥品、登記表和移動終端逐戶走訪，核對兒童年齡和健康狀況，再向家長說明藥物的作用、服用方法和可能出現的不良反應。

這項幹預主要面向3個月至59個月齡兒童。藥物不是在孩子患病後用於治療，而是在瘧疾傳播高峯到來時提前提供保護，並在傳播季按周期重復給藥。

五歲以下兒童免疫系統尚未成熟，感染後更容易發展爲重症。在尚未感染時給予預防性藥物，可以降低其在雨季感染、發展爲重症乃至死亡的風險。

上河區衛生部門的初步數據顯示，當地上一年度首次實施相關合作項目時，覆蓋率約爲71%；2026年本輪行動覆蓋率已超過94%，高於國家設定的90%目標。約156名社區志願者參與給藥和數據登記，另有約28名監督人員檢查執行質量。

喂藥是最考驗耐心的環節。有些孩子拒絕張嘴，有些喝下後又吐出來。志願者需要重新核對劑量、安撫孩子，還要說服有所顧慮的家長。藥物有時會帶來乏力、輕微發熱或腹瀉等短暫不適，一旦有孩子服藥後出現反應，消息很快就會傳遍村莊。

“我們會告訴家長，藥物可能帶來短暫不適，但預防瘧疾的益處遠大於風險。”法圖說。她有四個孩子，都沒有感染過瘧疾。她相信，這是蚊帳、預防用藥、及時檢測和社區宣傳共同作用的結果。

如果第一次上門時兒童不在家，團隊必須留下標記並再次走訪。雨季恰逢農忙，一些兒童會隨父母前往農田，另一些可能去了鄰村。每輪行動通常只有數天，工作人員必須在有限時間內完成登記、首劑給藥和漏服兒童追蹤。

在一個村莊的入口，婦女和孩子圍成一圈，打着鼓唱歌跳舞。項目人員將按時服藥、正確使用蚊帳、清理積水等知識編入歌曲。聽衆或許記不住正式宣講，卻可能在反復傳唱中記住歌詞。

這些深入村莊的給藥行動構成了岡比亞瘧疾防線的最末端。但要理解這個國家爲何如此重視雨季裏的每一次入戶，還要回到幾十年前的醫院病房。

借助歌舞表演在村莊活動和聚會中傳遞防瘧信息

從雨季病牀擁擠到病例大幅下降

岡比亞位於非洲西岸，人口不足300萬，是非洲大陸面積最小的國家。國土沿岡比亞河呈狹長形分布，像一條嵌入塞內加爾腹地的絲帶。除西側瀕臨大西洋外，岡比亞幾乎完全被塞內加爾包圍。河流、紅樹林、溼地和雨季積水塑造了這個國家，也爲蚊蟲繁殖提供了條件。

岡比亞被稱爲“微笑之國”。然而，溫和的笑容背後，也埋藏着沉重的歷史。

歐洲殖民者販賣黑奴的圖畫。 溫如軍 攝

岡比亞河口的昆塔·金特島舊稱詹姆斯島。數百年前，大量被販賣的黑奴曾被囚禁於此，在暴力、飢餓、擁擠和疾病中等待橫渡大西洋。瘧疾也曾在這裏滋生，奪取生命。

如今，奴隸船早已消失，瘧疾卻長期徘徊在岡比亞河流域。非洲最重要的傳瘧媒介之一岡比亞按蚊，因最早在岡比亞得到研究和命名而得名，但它廣泛分布於多個非洲國家。

詹姆斯島先存留當年關押黑奴的地牢。溫如軍 攝

岡比亞國家瘧疾控制項目經理萬迪法·薩馬特（Wandifa Samateh）回憶，從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初，每逢雨季，醫療機構裏經常擠滿瘧疾患兒。三四名重症兒童可能共用一張病牀，有些孩子意識模糊，出現抽搐、嘔吐等症狀，甚至在門診排隊時便開始驚厥。

1999年，薩馬特在一家醫療機構工作。如果被安排到注射室，從上午8時到下午2時，他可能要連續爲大量瘧疾患者注射氯喹。每盒藥有36支，一個工作時段可能用掉五盒。

如今，多名重症瘧疾兒童擠在一張病牀上的景象已很少出現。但薩馬特強調，這並不意味着瘧疾已經消失。岡比亞只是走出了過去的高負擔階段，尚未真正切斷傳播。

岡比亞國家瘧疾控制項目副經理巴拉·吉巴（Balla Gibba）說，普通居民明顯感受到瘧疾變得可以預防和控制的轉折點，大約出現在2015年至2016年。

這一變化與季節性瘧疾化學預防於2014年前後引入相呼應。在此之前，岡比亞已陸續推廣殺蟲蚊帳、室內滯留噴灑、瘧疾檢測和青蒿素聯合療法。隨着多種工具擴大覆蓋、居民認知提高和社區宣傳持續開展，綜合幹預效果逐漸顯現。

岡比亞衛生部合作夥伴關系協調員法圖瑪塔·科馬（Fatoumata Komma）最後一次感染瘧疾是在2006年。當時她病情嚴重，一度昏倒，康復期間還經歷了約兩個月的睡眠障礙。此後約20年，她再未感染瘧疾。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家瘧疾項目及其合作夥伴取得的進展。”科馬說。

病例曲線並非一條直線。2015年至2025年，岡比亞瘧疾病例數時有波動。2022年的病例反彈可能與新冠疫情期間居民延遲檢測和治療，以及當年異常強降雨和洪災有關。

吉巴強調，目前尚無系統研究能把某一年度的病例變化簡單歸因於單一因素。2025年全國分發約150萬頂新型殺蟲蚊帳，可能是隨後病例下降的原因之一，但降雨、溫度、就醫行爲和衛生服務利用率也可能共同發揮作用。

記者在上河區邦東婦幼醫院和法吉昆達衛生中心了解到，如今許多因發熱就診的患者最終被診斷爲肺炎、流感樣疾病或其他感染，而非瘧疾。法吉昆達衛生中心負責人拉馬圖莉·卡馬拉（Ramatulie Camara）說，從2026年7月至今，該中心尚未發現瘧疾陽性病例。

但卡馬拉不願過早宣布勝利。雨季仍未結束，一些感染者可能尚處於潛伏期，只有等整個傳播季結束，才能完整判斷病例變化。

病例下降後，問題也變得更加隱蔽。許多家庭已經擁有蚊帳，卻未必堅持每晚使用。當病例降到一定水平，僅僅擴大工具覆蓋已經不夠，國家必須進一步轉向尋找隱藏在社區裏的每一例感染。

從控制人羣到追蹤每一例感染

病例處於高位時，防控重點是擴大蚊帳、預防用藥、檢測和治療的覆蓋面；當病例降至較低水平，策略則轉向發現、調查和處置每一例感染。

岡比亞根據各地區發病率，將全國劃分爲極低、低度和中度傳播地區：每千人發病少於10例爲極低傳播地區，11至30例爲低度傳播地區，31例以上則需繼續重點降低疾病負擔。這套標準結合了岡比亞國土面積小、地區差異明顯的特點，旨在更精準地分配有限資源。

目前，病例相對較多的東部地區仍以季節性瘧疾化學預防、蚊帳覆蓋、診斷和治療爲主；傳播水平較低的北岸部分地區，則開始逐例追蹤感染。

病例確診後，醫療機構會通過數字平臺上報，監測團隊隨即進入患者所在社區，調查感染來源、周邊感染者和潛在傳播熱點。這套流程借鑑了中國消除瘧疾階段形成的“1—3—7”模式，即1天內報告病例、3天內完成病例調查、7天內完成疫點調查和響應處置。

吉巴表示，“1—3—7”不能脫離當地傳播水平簡單復制。在病例較多的地區，基層人員難以逐例調查；只有病例降至可追蹤水平後，這一模式才真正適用。目前，岡比亞主要在北岸東部、北岸西部等極低傳播地區試點，北岸約有7個地區開展病例基礎監測，但受資金限制，尚未全面推廣。

國際非營利組織PATH協助岡比亞制定病例基礎監測指南和標準操作程序，開發數字工具並培訓工作人員。病例進入平臺後，相關人員無需等待額外通知，即可啓動調查和響應。

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岡比亞醫學研究委員會研究中心資深科學家翁貝託·達萊桑德羅（Umberto D’Alessandro）教授告訴澎湃新聞，岡比亞向消除階段邁進，最關鍵的能力之一正是精準監測。

“必須知道病例發生在哪裏，盡快發現感染者，並調查其周圍是否還存在其他感染。”他說。

達萊桑德羅1990年開始在岡比亞從事瘧疾研究。他所在的研究中心長期爲岡比亞國家瘧疾項目提供技術支持，也開展殺蟲蚊帳、瘧疾疫苗和高靈敏度診斷等研究。

他強調，疫苗無法單獨實現瘧疾消除。現有疫苗只能提供部分保護，必須與蚊帳、季節性化學預防、快速檢測和規範治療結合使用。

病例減少後，新的技術難題隨之出現。普通快速診斷試劑可能漏掉寄生蟲密度較低的無症狀感染者。在傳播水平較低的地區，這些沒有明顯不適的人，仍可能成爲下一輪傳播的來源。

部分惡性瘧原蟲還可能出現HRP2、HRP3基因缺失，使依賴相關抗原的快速診斷試劑出現假陰性。岡比亞原計劃開展全國性基因缺失調查，但由於經費被轉向其他優先事項，調查被迫推遲。

岡比亞醫學研究委員會也在開展抗瘧藥治療效果和藥物敏感性監測。目前，該國使用的青蒿素聯合療法仍然有效，治療失敗率總體較低；但實驗室已觀察到部分瘧原蟲對伴侶藥物苯芴醇的敏感性有所下降，尚未達到明確耐藥的程度。

消除階段的矛盾由此顯現：病例越少，發現剩餘感染所需的技術越靈敏；傳播越接近中斷，每一個被遺漏的病例越可能成爲反彈的起點。

在岡比亞社區醫院牆上寫的標語“我不會因爲疲累而停下，只有當工作完成後才會停下。”

氣候與國境正在重塑傳播風險

2022年的異常降雨和洪災，讓岡比亞國家瘧疾項目研究人員進一步意識到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風險。

洪水損壞居民住房，一些家庭不得不臨時轉移。蚊帳可能在災害中丟失或損壞，正常的就醫、檢測和預防行爲也被打斷。暴雨過後留下的水塘，還可能成爲新的蚊媒孳生地。

但氣候對瘧疾的影響並不是“降雨越多、氣溫越高，病例就越多”這樣一條簡單直線。強降雨可能產生大量積水，也可能衝毀原有孳生地；適度升溫可能加快蚊蟲和瘧原蟲發育，溫度過高又可能超出其適宜範圍。

一項今年發表於《自然》雜志的研究利用1900年至2016年間撒哈拉以南非洲超過5萬份瘧原蟲血液檢測調查數據，評估人爲氣候變化對非洲兒童瘧疾風險的影響。

研究發現，當月平均氣溫達到約24.9攝氏度時，兒童瘧疾流行率達到峯值；溫度過高或過低，流行率都會下降。幹旱通常會在一至兩個月後降低瘧疾流行率，洪水則可能在兩至三個月後推高風險。

這意味着，氣候變化並非讓整個非洲的瘧疾負擔同步上升，而是在重新劃分風險版圖。在埃塞俄比亞高地等較涼爽地區，升溫可能使環境更適合瘧疾傳播；在西非部分原本十分炎熱的地區，進一步升溫則可能超過蚊媒傳播瘧疾的最適範圍。

但這並不意味着氣候變化給西非帶來了“好消息”。岡比亞仍然會受到極端高溫、異常降雨、洪災、人口遷移、住房損毀和衛生系統承壓等影響。氣候適宜度下降，也不等於瘧疾會自動消失。

達萊桑德羅也認同，氣候變化更可能帶來疾病風險的重新分布，而不是所有地區的病例同步增加。溼度、降雨、地形、蚊媒種類、人口免疫水平、住房條件和防控措施，都會影響最終結果。

某些地區即使變得不再適合瘧疾傳播，也可能更有利於登革熱等其他蟲媒傳染病擴散。“熱到不適合瘧疾傳播”的環境，並不意味着更有利於兒童健康。

因此，氣候變化要求防控體系變得更加靈活：監測系統需要識別風險正在向哪裏移動；較涼爽和高海拔地區需要提前加強診斷與媒介監測；原有高負擔地區也不能因爲模型預測風險可能下降，就削弱蚊帳、預防用藥、檢測和治療。

岡比亞國家瘧疾項目曾計劃聯合世界衛生組織及相關研究人員，將氣象信息與病例數據結合，開展專項研究。但由於資金缺口，這項研究未能按計劃完成。缺少本地化研究，意味着國家難以準確判斷不同地區在何種溫度、降雨和洪水條件下風險最高，也難以提前調配藥物、蚊帳、檢測設備和基層人員。

當地醫務人員已經感受到高溫帶來的壓力。天氣過於悶熱時，一些居民不願整夜睡在蚊帳裏。在上河區，旱季最高氣溫可能達到44至45攝氏度，一些居民會在室外停留至深夜，甚至在戶外睡覺。等到他們進入蚊帳時，可能已經在蚊蟲活躍時段遭到叮咬。

暴雨過後，積水在路上形成水坑，人們就在街邊擺攤。

如果說氣候變化讓瘧疾傳播更加難以預測，那麼岡比亞特殊的地理位置，則決定了這個國家不可能單獨完成瘧疾消除。

岡比亞除大西洋沿岸外，幾乎完全被塞內加爾包圍。邊境兩側居民語言相通、親緣相連，人員因貿易、務農、探親和就醫等頻繁流動。

“蚊子不會在國境線前停下來。”一位邊境地區的衛生官員說。

即使岡比亞將國內傳播降到很低，只要邊境另一側仍存在病例，輸入感染及其引發本地傳播的風險就不會消失。判斷一個病例是在岡比亞境內感染，還是從塞內加爾輸入，也會變得更加復雜。

法蘭克福機場的病例進一步表明，瘧疾傳播跨越的甚至不只是陸地國境。感染性按蚊還可能隨飛機、行李或貨物跨越數千公裏，把風險帶到沒有瘧區旅行史的人身邊。

2018年前後，岡比亞和塞內加爾開始推動瘧疾跨境合作，並於2019年開展實質性行動。雙方共享部分監測數據，同步開展蚊帳登記和分發，協調社區宣傳，加強邊境衛生人員之間的溝通。

目前，兩國尚未對跨境人員普遍開展瘧疾檢測和系統追蹤，主要依靠衛生人員之間的信息溝通。雙方還在討論同步開展季節性瘧疾化學預防，避免因邊境社區頻繁流動削弱幹預效果。

一個狹長、開放且幾乎被鄰國包圍的國家，不可能僅靠國內行動消除瘧疾。岡比亞的最後一公裏，必須由邊境兩側共同走完，也必須與更廣泛的區域監測和國際協作相連接。

越接近終點，資金缺口反而越突出

岡比亞2026年至2030年國家瘧疾戰略初步預算約爲1.73億美元，現有資源與實際需求之間仍有超過1億美元的缺口，而且這一預算尚未完整計入瘧疾疫苗大規模應用可能產生的成本。

全球基金長期是岡比亞瘧疾項目最主要的外部資助方。未來三年的初步分配約爲7000萬美元，但這筆資金還要支持瘧疾、結核病、艾滋病和衛生系統強化等多個領域。新一輪整體資金分配較上一周期有所下降，瘧疾領域的實際削減可能更多。

資金不足已產生具體後果：部分符合條件的地區無法開展兒童季節性瘧疾化學預防；技術上需要增加的給藥輪次無法落實；預防對象難以擴大至學齡兒童；“1—3—7”病例監測無法覆蓋所有具備條件的地區；基因缺失調查和氣候研究被推遲。

在上河區，社會和行爲改變傳播被項目人員稱爲資金削減最嚴重的領域之一。正常情況下，項目會通過廣播、電視、宗教領袖、傳統傳播者、社交媒體和宣傳車，向居民解釋預防用藥、蚊帳使用和及時檢測的重要性。

資金不足時，一些地區只能依靠廣播機構提供的免費時段和志願人員維持宣傳。物資仍可能被送進村莊，居民卻未必充分理解爲什麼要使用、如何正確使用。

這背後存在一個全球衛生援助的兩難選擇：有限資金究竟應優先投向病例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還是也應幫助已經接近終點的國家徹底完成消除？

隨着岡比亞病例下降，部分國際資源開始轉向瘧疾負擔更高的國家。這意味着，一個國家可能因防控取得進展，反而獲得更少支持。

薩馬特認爲，進入消除階段後，需要的不是更少資源，而是更加精準、持續的投入。

每一例感染都要追蹤來源，並調查患者家庭和社區中是否存在更多感染者。工作人員需要進入社區開展病例和環境調查，再根據結果實施檢測、治療、媒介控制和健康教育。

這一過程需要車輛、燃油、通信設備、穩定網絡、實驗室能力、數字平臺和專職監測人員，單例處置成本可能高於一般病例管理。

“一例病例不再只是一個病人，還可能代表一條沒有被發現的傳播鏈。”吉巴說。

岡比亞也在嘗試增加國內投入。非洲國家曾在《阿布賈宣言》中承諾，將政府預算的15%用於衛生領域，但岡比亞目前的衛生預算佔比仍約爲9%至10%。項目方希望政府提高衛生投入，並吸引國內私營部門、非傳統捐助方和新的國際夥伴參與。

中國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近年來成爲岡比亞新的非傳統資助方之一，通過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和岡比亞紅十字會，支持部分地區開展季節性瘧疾化學預防。中國還通過物資捐贈、專業培訓和技術交流支持岡比亞衛生系統。

即便如此，局部項目和短期支持仍不足以覆蓋全國需求。岡比亞人口和經濟體量較小，很難在短時間內獨自填補超過1億美元的資金缺口。

與此同時，瘧疾負擔正逐漸從五歲以下兒童轉向5至15歲兒童。學齡兒童活動範圍更大，夜間使用蚊帳受到父母的監督更少，卻沒有獲得與幼兒同等強度的預防保護。岡比亞正在研究針對學齡兒童的間歇性預防治療，但現有資源甚至難以完全保障五歲以下兒童和所有符合條件的地區。

如果藥品、檢測、預防用藥和病例監測因資金收縮而中斷，已經下降的病例可能再次反彈。國際社會面對的問題已不只是是否爲減少病例付費，還包括是否願意爲“不讓成功逆轉”繼續投入。

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訪問學者王哲斌在岡比亞生活了近一年，研究過醫藥供應鏈，並參與岡比亞醫學研究委員會的相關項目。

“瘧疾消除最終取決於人。”王哲斌說。

在他看來，岡比亞並不缺少明確的行動方向，也擁有蚊帳、藥物、快速診斷、數字監測和疫苗等工具。真正的考驗，是能否獲得足夠資源，讓這些工具通過基層人員持續運轉。

“岡比亞面臨三類主要挑戰：一是國內外資金不足；二是與塞內加爾之間漫長而開放的邊境；三是道路、住房和衛生服務可及性等社會經濟條件。”他說。

但一線工作人員表現出的責任感，仍讓王哲斌相信這個國家有機會實現瘧疾消除。岡比亞國家瘧疾項目人員、醫務人員和志願者已經證明，只要防控體系持續運轉，病例就能夠下降。這個國家當前真正需要回答的是：在最接近終點的時候，這套體系能否繼續得到支持？

傍晚，村莊裏的給藥團隊仍在尋找尚未完成服藥的孩子。法圖收起藥杯，重新背好藥箱。雨水仍留在土路上，她和同伴繞過水坑，繼續走向下一戶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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