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紅河州金平苗族瑤族傣族自治縣，清晨還有薄霧。這是一座山城，縣第一小學建在高處，進校門要先爬上120階石梯。孩子們三五成羣地沿着臺階往上跑，隔着老遠喊“校長好！”“老師好！”金平縣第一小學校長冉紅豔一個個應着，偶爾還有低年級的孩子湊上來摸摸她的辮子。
這樣的熱鬧，是冉紅豔剛當老師那會兒沒有的。從邊境鄉村學校的一名全科教師，到擁有兩千多名學生的小學校長，冉紅豔扎根金平三十年。其間，她教過孩子，也教過孩子的父母。回頭看，她說自己的許多選擇，最早是從父母身上學來的——那些年在沙地上畫下的線條，那些晚上在掃盲班裏教人寫下的名字，都是父母教給她的“第一課”。
沙地上的畫筆：鄉村裏的“第一課”
冉紅豔的父母都是老師。
父親話不多，也嚴肅，曾對她說：“你還是像我們一樣做一名老師，能幫助到鄉村的孩子。”她記得，父母常把生病的學生、家裏困難的學生往家裏帶，一大家子人擠在一張桌上喫飯，“他們從不怕麻煩”。
慢慢地，冉紅豔也學會了往家裏帶人。上小學時，她常把住校的同學領回家。“這些孩子的家大都在周邊寨子裏，生活不寬裕。”她回憶道。有一次父母外出開會，她帶回來一羣同學，大家圍着桌子喫飯，把家裏一罐酸菜撈得幹幹淨淨。“父母回到家，絲毫沒有責怪我”。
1996年，二十歲出頭的冉紅豔回到金平，在金水河鎮期臘小學教書。她告訴記者，那時師資匱乏，一個老師往往包一個班，語文、數學、思想品德、科學、音樂、美術、體育，都得教。
美術課是個難題。沒有畫板，沒有畫筆，沒有紙。冉紅豔想出來個“巧辦法”：帶着孩子們走到學校旁邊的沙地上，一人折一根枝條，在松軟的沙面上畫畫。
“第一節課我不指定題目，讓他們畫自己心裏想畫的東西。”冉紅豔說，“孩子們沒有基礎，你指定一個題目，他們反而畫不了。”孩子們就畫一點簡單的葉子、小花，在沙上留下一道道線條，歪歪扭扭，卻畫得認真。
白天教孩子，晚上還要教家長。
上世紀90年代，在她工作的鄉村，不少成年人從未進過學校。晚上，學校辦起掃盲班，教室裏常常坐着三四十人。面對連筆都不會握的成年“學生”，她一筆一畫教他們寫名字。當一位年輕母親激動地拉着她說“終於會寫自己和孩子名字”時，冉紅豔深刻地意識到：孩子坐在課堂裏，課堂之外還有一個家庭。
因爲晚上一起上課，她和家長漸漸熟悉起來。家長從地裏摘到一點青菜，也會送到學校給老師；冉紅豔則和他們談孩子，談家庭，談怎麼與孩子相處。“跟家長接觸多了，家校溝通順了，孩子的成長也會順一些。”她說。
有一次，她發現班裏一個女孩連續幾天沒來上學。問了同學才知道，孩子父母已經分開，父親覺得孩子沒有必要繼續念書。
剛進門時，對方並不熱情，甚至沒讓她落座。她告訴家長，孩子成績不錯，不能就這樣停下來，“如果家裏困難，買不了書、買不了作業本，我給她買，有什麼困難就跟我說”。一次次家訪後，父親終於答應了。
後來工作調動，冉紅豔不得不離開。離開那天，孩子們追着車跑，追過吊橋，邊跑邊哭，她也跟着哭。“當時我帶的是五年級班，如果再多待兩年，就能陪他們畢業了。”
好的課堂是一遍遍“磨”出來的
帶着這份對鄉村教育的思考，2011年，冉紅豔調任金平縣第一小學校長。面對這所百年老校，她沒有急於“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一個一個找老師談，老教師、年輕教師，幾乎談了一遍。
“你要改革，先要知道問題在哪裏。”她說。
她最先盯上的是課堂。第一件事，讓校委會成員全部回到課堂，她自己上課，副職也必須承擔課程。接着啓動“青藍工程”，年輕教師拜師，有經驗的教師手把手帶，同時給新教師設下“過三關”——先過師傅關，再過教研組關，最後上全校公開課。過不了，就再磨，直到達標爲止。她會把師傅一起叫來，分析年輕教師的具體問題，是板書，是教學設計，還是課堂互動。她自己聽課也細，一項項摳。
“課堂上40分鍾的質量很關鍵。如果教育方式方法不對，那就耽誤了這羣孩子。過了關，才能站穩講臺。”她停了一下說：“課堂質量不過關，耽誤的是孩子。”
到今天，只要時間允許，她仍會坐進教室聽公開課、集體備課和教學比賽。聽課前，她先翻教材，熟悉單元要求、教師用書和新課標要求，把功課做在前面。“我自己心裏面都沒有，我怎麼去給老師提？”冉紅豔說。
副校長陳亮還記得，冉校長幫他磨一堂課，從早上第一節講到下午放學，中午飯都顧不上喫，改了一遍又一遍。“當時壓力特別大，”陳亮說，“但現在回頭看，確實成長了很多。”
冉紅豔抓課堂質量“摳”得細，但她深知，邊疆的孩子要縮小與內地的差距，光有課本知識還不夠。因此，在抓好40分鍾課堂的同時，她極力推動第二課堂的開設。
來到學校後，她陸續組織開設了幾十個第二課堂和社團。合唱、鼓號、科技、繪畫、刺繡、蠟染……能找到老師教的就盡可能開起來，能添置的器材也盡量配上。
到了固定的活動時間，孩子們分頭去自己感興趣的課堂。“會唱的就讓他唱，想畫的就讓他畫，愛說的就讓他說。”冉紅豔說。
這樣的做法，和她自己的成長經歷有關。她記得以前出去讀書，站起來發言會覺得害怕，後來做了校長，她越來越在意給孩子創造登臺、說話、展示的機會。“我希望盡量地讓邊疆孩子跟內地孩子的差距縮小。”
“要給孩子一杯水，自己先得有一桶水。”抱着這個念頭，2006年，已在鄉村講臺堅守十年的冉紅豔考入雲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深造。在她看來，只有自身學識扎實、素養過硬，才能給孩子們帶去更好的教育。
“在雲師大讀書的四年時光，除了專業知識的系統積累，性格的塑造同樣讓我受益終身。母校‘剛毅堅卓’的校訓，至今仍然影響着我。”提起母校，她語氣鄭重。
讓“彩蝶們”飛出山谷
金平有個地方叫馬鞍底，是“中國·紅河蝴蝶谷”，每年五六月，上億只箭環蝶集中羽化，漫山遍野。
金平一小有苗、瑤、傣、漢、拉祜、布朗等十四個民族的孩子，少數民族學生佔七成。冉紅豔希望，各族孩子像蝴蝶一樣在花叢中穿梭，學會團結與尊重，一起“破繭成蝶”。
這份期待後來成了學校的“蝴蝶文化”，並拆分爲四個字：紅、和、蝶、韻——“紅”是金平的紅色基因，“和”是包容多民族文化的和諧家園，“蝶”是注重生態教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韻”是各類社團的七彩之韻。
學校後來又有了一個特殊的名字：中國—赤道幾內亞友誼小學。2015年，時值中國與赤道幾內亞建交45周年。赤道幾內亞總統奧比昂在訪華期間代表本國政府宣布捐贈一筆資金，用於金平縣第一小學的改擴建，以表達對中方長期幫助本國發展的感謝2016年教學樓落成投入使用，金平縣第一小學從此有了新名字：中國—赤道幾內亞友誼小學。此後，越來越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客人走進這所邊疆小學。
最初，冉紅豔還擔心孩子見到外賓會緊張。“後來發現，緊張的是我。”她笑道。
來訪者走進校園，孩子們很快就圍上去，說話、合影、交流。原本安排半小時的參觀，有時一個小時還走不了。
2024年5月，赤道幾內亞總統奧比昂訪華期間，在北京與學校師生視頻連線。孩子們寫了封信，還準備了繪畫、刺繡等作品。連線當天，身着不同民族服飾的孩子組成的“彩蝶合唱團”唱起當地的民族歌曲。
冉紅豔說，自己對孩子的要求並不復雜：“有禮貌，大大方方的就行。”她希望孩子們知道，自己生活在大山裏，也一樣可以面對更大的世界。
“蝴蝶文化”不僅掛在牆上，更落實在行動中。在學校裏，冉紅豔始終在解決着具體而細微的難題，只爲“讓每個孩子都能起飛”。
有一年，一位拾荒老人來到學校。她收養了兩個差不多大的孩子，孩子已經到了入學年齡，卻因爲沒有戶口遇到了困難。她開始幫忙跑相關部門辦手續，一次不行再跑一次。後來，孩子有了戶口，終於走進課堂。
老人去世後，冉紅豔把兩個孩子接到自己家中照顧過一段時間。因爲自身條件不符合收養要求，她又繼續聯系，希望給孩子找到合適的家庭。如今再說起這件事，她告訴記者，孩子們已經考上了大學。
學校後來建立了更固定的結對幫扶制度。黨員、校領導與困難學生結對，持續關注孩子的學習、家庭和生活變化。每到冬天，學校還開展“暖冬行動”，收集困難兒童和留守兒童的“微心願”，有人需要衣服，有人需要被子，有人缺學習用品，老師們一起想辦法，一一解決。
有同事稱她爲“拓荒的老黃牛”，她聽了卻說自己有些“慚愧”。“一個校長撐不起學校發展這把傘。學校能辦到今天，離不開每一個老師。”冉紅豔說。
三十年過去，教育面對的問題已經變了。以前擔心沒有紙筆，現在琢磨的是興趣培養、自主學習和科技教育如何進入課堂。
所以她仍然不斷往外走，也鼓勵老師們往外走。只要有機會，就去別的學校聽課、學習。她說：“教育不能坐井觀天，更不能停下來。”
說到上課，冉紅豔又來了興致。“我其實更擅長上課。”她笑着說。學校管理工作越來越多以後，但只要走進課堂，她還是會坐下來聽；年輕教師的一節課哪裏沒有講透，她還是要“摳”。
“我沒有什麼太高的要求。”冉紅豔說，“就是要把孩子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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